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就不得不提到我國電商領域長久形成的包郵制度。

自2013年起，我國已連續8年成為全球最大網絡零售市場，2020年我國網上零售額達11.76萬億元，較2019年增長10.9%。與此同時，電商快遞成為我國快遞業務的絕對主力。

電商快遞包郵模式下，商品定價與快遞服務定價相分離的第一道難關，首先來自網店賣家。在淘寶、拼多多等C2C模式下，電商賣家以價格競爭為主，產品同質性較高，屬于完全競爭市場，他們在選擇快遞公司合作方面追求的是成本最低，而自選快遞模式則可能導致商品總價上升，從而喪失價格優勢、推升運營成本。

常年研究我國商品流通環節的專家、廣西師范大學經管學院教授羅婧分析認為，中國消費者已經習慣于“一口價”的“到貨價”，而不是將“商品價”與“快遞價”進行分開選擇、合并計費，這成為電商賣家選擇快遞“最低價格”的根本動因。“電商賣家簡單聚焦‘價格優勢’，對于支付更高價格、換取更好服務的動力不強。”羅婧說。

第二道難關，是電商平臺慣性地停留在“低價搶單”“向規模要效益”“贏者通吃”的思維模式中。在行業發展早期，電商平臺必須以低價吸引消費者和賣家，以快速啟動市場。包郵制度形成后，電商平臺和賣家利益的一致性，決定了他們沒有動力冒著商品總價上升的風險，將快遞公司的選擇權留給消費者。

另外，電商平臺與快遞公司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某研究機構專家對記者表示：“以淘寶為例，很多快件是以菜鳥裹裹的名義接訂單，快遞公司之間可以通過系統分派訂單，從而提升了電商平臺對快遞公司的‘硬連接’能力;但如果將選擇權留給消費者，這種‘硬連接’力度就會下降，而這肯定是電商平臺不愿意看到的。”

一位平臺從業人士坦言，每家快遞品牌在全國各個區域的服務優勢、價格都不一樣，快遞品牌的性價比均由商家進行判斷，平臺方面無法干預。而且，在技術層面上也很難實現所有快遞品牌的價格透明化。

第三道難關，是快遞公司話語權的缺失。需求側“包郵”制度導致快遞價格信號失靈，優質的快遞服務無法得到好的價格。目前，快遞公司在推動服務差異化方面仍然缺位。

“給消費者選擇權對于快遞公司來說是有利的，因為在相同的服務需求下，我們的性價比是有優勢的。”某通達系快遞公司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表示：“現在陷入價格戰可以說是身不由己，我們能做的確實有限，無力左右局面，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在電商端，也就是我們的上游。”

可以看出，即便消費者愿意為更好的快遞服務支付更高的價格，目前也沒有正規、方便的途徑來實現。另外，對于部分消費者來說，包郵模式下雖然無法選擇快遞品牌，但因無需額外支付快遞費，其購買的商品總價也是較低的。

各方均需發力

“真正落實消費者的選擇權至關重要，這不應該是企業可干可不干的事，保障消費者的選擇權是基本的責任。”一位政策層人士告訴記者，“但有個思想統一的過程，而這又取決于對快遞服務市場行為的認識，比如，收件用戶是不是快遞服務的消費者?”他指出，政策推動必然會觸動電商商家的利益，也會改變現有的消費和快遞服務格局，所以政策具體應該怎樣落地，落實到什么程度，還需要多個部門共同確定。

對于未來發展趨勢，專家表示，在消費升級背景下，物流體驗已成為電商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尤其是隨著高價值商品網購比例的提升，電商賣家的競爭將轉向品質和體驗競爭，對快遞服務的分層需求也會越來越迫切。

羅婧分析稱，最近三年，已經出現了傳統商圈家電價格與電商平臺差距甚微，甚至傳統商圈家電價格優于頭部電商企業的趨勢，這意味著快遞行業的生存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資本快速“跑馬圈地”的做法遭到國家反壟斷強力出擊后，回歸經濟“常態”成為必然，因此商品定價與快遞服務定價捆綁將被進一步剝離。

為適應這一趨勢，快遞公司總部應根據不同產品的服務標準建立多元定價方式，推動服務產品化和品牌化。電商與快遞數據需要高度聯動，主流快遞公司要對產品結構、價格體系進行調整，以便于消費者進行選擇，比如，可以在末端推出不同價格來對應上門等不同服務。

同時，電商平臺可以在總體仍實行包郵制的基礎上，開放增值服務選項，增強價格的信號、傳導和資源配置作用。例如，消費者可在支付相應溢價的情況下，選擇特定送達時間段、更高的時限要求、綠色環保包裝材料等。同時，平臺應加強對服務承諾的管控和背書，通過價格信號，逐步實現服務分層。

最終，商品定價與快遞服務定價相分離之后，就可以慢慢推動消費者形成支付快遞費用的習慣，推動商品的消費者同時成為快遞服務的消費者，從而享受更高質量、更多樣化的快遞服務。(記者 耿馨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