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一張張黑白照片——頭戴珊瑚珠盤、微笑著吹竹制口琴的嘉戎貴族少女，七七事變前夕眼神落寞的九世班禪大師，背彝族奴隸主出門的“娃子”——這些生動的“人物”，仿佛一下都從時空隧道深處走了出來。

81年前，當來自上海的普通職員莊學本，將1934~1942年間在四川、云南、甘肅、青海四省少數民族地區考察時拍攝的照片精選出來舉辦攝影展時，在成都和重慶引起轟動，吸引了約20萬人參觀，孫科、于右任、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等國民黨高官紛紛題字留念，那次攝影展也被贊譽為“中國攝影史不應遺忘的歷史事件”。

熱鬧散去后，歷經各種戰亂和政治運動，莊學本的上萬張照片丟失大半，余下的或散落在老雜志內，或封存在照相袋里，和主人一起在歲月中逐漸沉寂。1984年莊學本去世時，連“著名攝影師”這樣的字眼也在悼詞中被抹去了，留給家人的只有四本精選出來的手制相冊。

直到2005年，莊學本的第一本書《塵封的歷史瞬間：攝影大師莊學本20世紀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訪》問世，文化界、攝影界才第一次知道這位已被遺忘數十年的前輩大咖。此后，隨著《羌戎考察記》《羌族影像志》等書的出版，他在人類學和民族學上作出的貢獻得到進一步發掘，逐漸被公認為“中國影像人類學先驅”。

去年出版、今年可能就會第三次加印的《西行影紀》，是和莊學本的照片打了16年交道的馬曉峰主編的又一本新書，收入了很多之前沒有出版的照片，并配以莊學本的考察記錄摘選，再現了他在西南和西北邊疆拍攝、考察的詳細過程。“我之所以一直對莊學本的書保持著巨大的熱情，還有種對這個作品和題材的亢奮，是因為莊學本的照片令我感到震撼，他和當時西方攝影師最大的差異是，始終以一種關愛、親切、平等的角度來審視邊地同胞。”

用攝影幫助“開發西北”

1909年，莊學本出生在上海浦東。他的父親務農，同時也在家中兼教私塾，是個鄉間知識分子。因為家貧，莊學本只在舊式學塾里讀了兩年中學，便輟學到測繪洋行、公司做練習生和小職員。從那時開始，莊學本就對攝影產生了興趣，通過雜志和書籍學習攝影，拍攝了外灘很多建筑風物。直到他去世，家里還保存著1928年刊行的攝影雜志，上面有他的印章。

1930年，莊學本參加了一支由5位青年組成的“全國步行團”，從上海出發，以“憑我二條腿，行遍全國路，百聞不如一見，前進，前進，前進！”為口號，一路北上進行社會調查、圖片拍攝、證物搜集，同時還訪問沿途的文藝、教育界知名人士，目的是“貢獻社會，作學術上之參考”。青年們的舉動深得蔡元培、胡適、徐悲鴻等人贊賞，無奈走到北平后，因直奉戰爭爆發等原因不得不終止，但這次經歷卻讓莊學本對廣袤的中國有了更深的認識，也為他此后去西部民族地區游歷考察埋下了種子。

“九·一八事變”后，大片國土淪喪，給國人巨大刺激，知識界掀起討論西北邊疆危機的熱潮。當時在上海、南京等地，研究西北問題的學團大量涌現，提出很多“開發西北”“建設西北”、鞏固國防的措施。作為“全國步行團”的一員，莊學本自然也對西北充滿關注，希望有機會參與其中。“想從事步行攝影，用形象的圖片介紹祖國的大好山河和兄弟民族，以激勵人民抗日保國的熱情。”他告訴兒子莊文駿自己當時的想法。

1933年1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拉薩圓寂。次年1月，國民政府組織了致祭專使行署，準備入藏。得知消息后，24歲的莊學本帶著工作幾年積攢下來的兩三百元，還有兩臺相機，打算以《良友》《中華》畫報和《申報》特約記者的身份，與專使行署一同入藏，對邊疆進行旅行攝影。

“20世紀30年代，西藏并非如當代文藝青年所向往的‘香格里拉’或‘靈魂圣地’，反而是一個在眾人心目中野蠻封閉、迷信落后，且不允許漢地官民隨意進入的‘喇嘛王國’。”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朱靖江在《西行影紀》序言中說，當時莊學本哪怕自費都想入藏，是因為他覺得這個報國的大好機會不容錯過。

然而從南京輾轉到達成都后，莊學本卻被專使黃慕松將軍以“來歷身份不明”為由拒絕，入藏計劃落空。他不甘心就此回去，不得不另找一個在歷史地理上有意義的地方探訪。這時，地圖上一塊沒有探測過的“白地”俄洛，也就是今天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吸引了他的注意。通過私人朋友關系的幫助，莊學本向藏蒙委員會申請了一張去果洛的旅行護照，以“開發西北協會調查西北專員”的名義，于1934年4月，在嘉戎藏族向導索囊仁清的陪同下，向川西北方向步行出發，從此開始他在西南、西北邊疆近十年的“西行影紀”。

人性的平等與尊嚴

很長一段時間，果洛一直處于邊遠閉塞的部落分割狀態中，有大小部落200多個，由世襲頭人分別統治，當時在文字記載中被稱為“野番”。去果洛的旅程非常辛苦，一路沒有投宿之處，要自帶帳篷、生活用品。在那個軍閥割據的動蕩時代，路上隨時有強盜、土匪出沒，外界還謠傳“野番”的人非常野蠻，動輒殺戮無辜。在絕大多數人看來，莊學本的西行之路充滿危險。“當年莊學本走的那條路，就像西天取經一樣難。”馬曉峰說。

莊學本曾在日記中說，索囊仁清帶著他向西走了一段時間后就有點消極了，不想跟著他繼續深入西行，“只想繞一個小圈就回去”。于是莊學本就整日勸說，告訴他，發現“野番”的全部秘密“這種工作在現在國家極屬需要”，哪怕路上遇到危險犧牲，也是非常光榮的事，“并且吾們一路都是同人家結好感，這樣的聯絡過去，絕不致出什么危險”。在莊學本的苦苦勸說之下，同時也被他的拳拳之心感染，索囊仁清最終打消了停止前行的念頭。

此后多年，除了1938年從西昌進大涼山，途中曾被奴隸主包圍了兩次，險些被擄去當“娃子”（奴隸）等少數意外，絕大多數時候，莊學本都是“同人家結好感”。進果洛的路上，他將馬匹讓給一對母女，自己步行了很久。這個微小的善舉改變了當地人對外來人士的戒心，也給他很多照顧。有一次，莊學本不小心把一架攝像機的三腳架遺落在360公里以外，當地藏民拾到后日夜兼程給他送去，令他非常感動。

通過日記也可以發現，莊學本善于用各種辦法贏得拍攝者的信任。他有時會帶一臺留聲機，當地人第一次聽唱片，“以為機中有鬼”，“因此天天有數百人進城參觀，看了驚奇贊嘆，我也就有充分的機會和他們照相或訪問”。有時，為了獲取拍攝對象的信任，莊學本還會每拍一個人，就連夜把相片沖洗出來，第二天再派人把照片送到被拍攝者手中，對方看到照片后非常高興，他免費拍照并贈送照片的消息就會在當地傳開。多的時候，一天有上百人去找莊學本拍照，他也總是拍到底片用完為止。

馬曉峰介紹，當時川滇、西北地區有大量西方攝影師，和莊學本最大的不同是，西方攝影師帶有比較強的資源掠奪性或者目的性進入當地，比如英國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的成員在中國邊地行走是為了采集標本，一些日本攝影師則有軍事上的秘密偵測考慮，這些攝影師拍攝的內容比較分散，不像莊學本那樣有系統性。此外，他們拍攝中國邊地人物時，喜歡專門找些比較陰暗、畸形的社會生活面來拍，比如抽大煙、纏小腳、留長辮子等等，滿足西方人對東方社會貧困蒙昧的想象和獵奇心理。

“莊學本為人憨厚，待人誠懇，在他的鏡頭里看得出對同胞非常關愛，始終以一種親切、平等的角度來審視邊地同胞。”馬曉峰說。

另外，1934年莊學本從南京到成都時，曾在重慶短暫停留，專程去重慶大學拜訪過著名康藏學者任乃強。在成都，他又拜訪了華西大學博物館主任、美國人類學家葛維漢（Dr.David Crockett Graham）。與民族學、人類學學者的這兩次會面，也讓莊學本與一般攝影師區別開來，逐漸自覺地以民族調查者的身份展開影像拍攝和記錄。

莊學本鏡頭下的人物非常有特色，完全沒有西方攝影師鏡頭下多見的拘謹和呆板，神情整體都比較自然放松。不管是盛裝打扮的嘉戎貴族少女，衣衫穿出破洞的羌族兒童，還是牛毛帳前勞動的藏族婦女，與莊學本的鏡頭對視時，他們的臉上都帶著自然的微笑。甚至莊學本在大涼山拍的那位背奴隸主出門的彝族“娃子”，俊俏的臉上都洋溢著年輕的光澤和淺笑，顯然莊學本沒把弓著背的他當做“牛馬”，而是一個有情感的人。

“他的每一幅照片，都將一種文明與尊嚴的力量，賦予了他所觀照的邊地人民。而這份人性的尊嚴，長久以來不但為主流的漢人社會所忽視，更為在中國土地上‘武裝探險’的西方闖入者所踐踏。”朱靖江評論道。

促使民族共同體意識覺醒

除了去果洛，莊學本還有一次西南和西北之行非常值得關注。1935年，已經駐錫內地12年之久的九世班禪大師決意返回西藏，國民政府特設“護送班禪回藏專使行署”，并聘請莊學本擔任隨行攝影師。歷時兩年，直到“七七事變”爆發，莊學本牽掛遠在上海的家人，向行署專使請假試圖回家，最終，以班禪大師圓寂而結束了行程。但是他說，這是自己多次旅行中“最值得紀念的一次”。

“七七事變”前后的藏區形勢變化莫測。那次護送班禪回藏的行程中，莊學本有機會接觸到很多當時的風云人物，特別是在邊地非常有影響力的首腦，如彝區末代大土司嶺光電等。

1936年農歷正月十五，班禪大師舉行祈愿大法會，數萬蒙藏僧眾云集青海塔爾寺，接受他的摸頂祝福。莊學本拍攝了現場盛況，但也敏銳地注意到，“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在華屋的上空，徘徊著一只雙翼的轟炸機，地下又是一尊正在放射的開花大炮，這似乎象征戰爭的預兆”。

1937年底，九世班禪在青海圓寂，班禪行轅及靈寢移駐甘孜。年輕的甘孜孔薩家族女土司德欽汪姆對班禪行轅侍衛隊長益西多吉一見鐘情，但他們的戀愛遭到軍閥劉文輝的反對，結果引發武裝沖突，釀成震撼西陲的“甘孜事變”。最終，德欽汪姆如愿和益西多吉結婚，但在西康解放后不久就因病過世了。后來益西多吉繼承了土司之位，成為孔薩土司家族的代表人物，他也沒再婚娶。

“2004年，我去益西多吉家里拜訪過，就住在成都寬窄巷子旁邊。他雖然是行伍出身，但非常儒雅有氣質，看著他就真的給人從歷史深處走來的感覺。莊學本曾為德欽汪姆拍了十多張人物肖像，那時他們還沒結婚。”馬曉峰十分感慨。

但是馬曉峰說，梳理莊學本的照片可以看出，一開始拍攝并沒成系統，只是帶著一種見證性質的記錄去攝影，日記也比較簡單。隨著他和各個民族接觸加深，發現每個人、每家人都不同，很多家庭都很友愛很團結，就改變了他對邊地以往的刻板印象。他在《羌戎考察記》中也坦率地說，“我分辨不出他們是戎是羌，只有隨著俗稱，認他們為‘蠻子’”，“最后才感到自己的錯誤，他們何嘗是‘蠻子’、是異族，不過是隔離較遠的鄉下兄弟而已”。

“當時中國人對西南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了解，甚至還沒有外國人多。莊學本雖然是普通小職員出身，所謂‘開發西北協會調查西北專員’也只是個半官方半民間的身份，但他始終有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樸素抱負，希望通過鏡頭和考察日記，告訴更多人‘鄉下兄弟’是什么樣子。”馬曉峰說，1938、1939和1941年，莊學本分別在西康、成都、重慶舉辦了多次攝影展，盛況空前。照片和日記以專題形式在上海《良友》雜志和《申報》上發表后，同樣引起很大反響，《良友》雜志有好幾期都拿莊學本的照片作為封面。“在抗日熱情高漲的時代大環境下，他的照片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意識覺醒，促進了東部和西部、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民族之間的融合、平等與了解。”

《莊學本l西行影紀》

馬曉峰、莊鈞 主編

四川美術出版社·后浪 2021年11月版

（本文圖片由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