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4件強奸、猥褻兒童的典型案例,即韋明輝強奸幼女被判處死刑案、小學教師張寶戰猥褻多名女學生案、蔣成飛以招募童星為名誘騙女童在網絡空間裸聊猥褻案、李堉林猥褻男童案等。其中,韋明輝已于近期被執行死刑。

最高法刑一庭負責人表示,性侵害兒童犯罪嚴重損害兒童身心健康,嚴重違背社會倫理道德,人民法院對此類犯罪歷來堅持零容忍的立場,對犯罪性質、情節極其惡劣,后果極其嚴重的,堅決依法判處死刑,絕不姑息。

性侵兒童情節極惡劣者堅決判處死刑

統計顯示,當前,奸淫幼女、猥褻兒童等性侵害兒童犯罪仍處于多發態勢。以猥褻兒童犯罪為例,2017年至今年6月,全國法院共審結猥褻兒童犯罪案件8332件。其中,2017年審結2962件,2018年審結3567件,2019年1至6月審結1803件。

值得注意的是,性侵害兒童犯罪隱蔽性強,由于主客觀方面原因,不排除還有一定比例的案件尚未進入司法程序。近年來,性侵害兒童犯罪案件數量有所上升,原因復雜,其中與人民群眾兒童保護意識增強、發現后及時報案有一定關系。比如對有些觸碰、親吻兒童身體進行猥褻等犯罪行為,以往重視不夠,沒有及時發現和報案。

關于侵害兒童犯罪的處罰情況,有些人存在擔憂,認為對猥褻兒童犯罪的處罰較輕,不足以震懾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對此回應稱,人民法院對此類犯罪歷來堅持零容忍的立場,對犯罪性質、情節極其惡劣,后果極其嚴重的,堅決依法判處死刑,絕不姑息。

2019年7月24日,人民法院對控制、奸淫多名幼女并強迫幼女賣淫牟利的罪犯何龍執行死刑;本次發布的案例中,強奸幼女致人死亡的罪犯韋明輝已于近期被執行死刑,3名猥褻兒童的被告人也被從重判處刑罰,彰顯了人民法院對性侵兒童犯罪一以貫之的零容忍態度。

刑法規定,對構成猥褻兒童罪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人民法院根據猥褻兒童的手段、情節、后果等因素,在法定刑幅度內從重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以2018年此類犯罪的審判為例加以說明:“在判處刑罰的猥褻犯罪分子中,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達23%以上,高出全國同期刑事案件近8個百分點;對即使因犯罪情節較輕而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亦要求一般不得適用緩刑,最大限度體現了依法從嚴懲處的政策精神。人民法院綜合考察被告人與被害人是否存在教育、監護等特殊關系,以及猥褻手段、情節、人數、次數、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對應當認定為情節惡劣,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堅決依法判處。”

本次發布的案例中,對利用教師身份多次猥褻多名年幼女學生的被告人張寶戰,對利用招募童星名義在網絡上猥褻眾多女童的被告人蔣成飛,法院均認定屬猥褻兒童情節惡劣,依法從重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對誘騙男童發生同性性行為的被告人李堉林,依法從重判處有期徒刑3年。

網絡性侵害兒童隱蔽性強低齡化突出

本次發布的案例中,有兩件涉及利用信息網絡結識被害人后實施犯罪,或者本身就是在網絡空間實施猥褻。據部分地區法院統計,近年來審理的性侵害兒童的案件中,有近三成是被告人利用網絡聊天工具結識兒童后實施。網絡信息魚龍混雜,兒童好奇心強,對不良信息的甄別和自我保護能力較弱,從而給一些犯罪分子可乘之機。

記者了解到,相對于傳統上多數發生在熟人之間的性侵犯罪,網絡性侵害兒童的隱蔽性更強,更難發現和追蹤,而且從已發案件來看,受到網絡性侵害兒童的低齡化現象突出,使得許多兒童暴露在網絡侵害的危險之中。

“為防范和減少網絡性侵害發生,需要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企業、社會、學校和家長攜手合作,通過加強管理、行業自律,改進技術,設置兒童對特定網絡的禁止鏈接和不法信息識別、屏蔽,強化兒童使用網絡的安全教育等多種途徑,共同為兒童成長營造安全、健康、綠色的網絡環境。”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表示,特別是父母和老師要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幫助兒童增強預防網絡侵害的意識,讓兒童了解和掌握識別性侵的能力,及時發現兒童的一些異常變化,遇到疑似性侵害,及時發現和報警,進行干預,避免嚴重侵害發生。

亟需相關立法補足短板構建有力保護網

對預防兒童性侵害犯罪,近年來各地司法機關進行了一些探索,比如建立性侵犯罪人員信息庫,對申請從事特定行業的人員查詢是否有性侵前科劣跡等。對此,人民法院采取了哪些舉措?如何進一步做好相關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表示,性侵兒童犯罪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也是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從我國司法實踐和國際社會的經驗來看,治理性侵兒童犯罪,需要秉持打擊與預防并重的原則,建立跨部門協作、干預機制,將行政、司法、家庭、學校、社會資源統籌協調起來,形成打擊和預防犯罪的合力。

“作為司法機關,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研究出臺司法政策文件,加強業務指導培訓,始終堅持對性侵害兒童犯罪的依法嚴懲態勢,形成強大震懾。同時,人民法院積極延伸審判職能,對于案件審理中發現的社會法理薄弱環節和問題,一直也將繼續以司法建議等形式,及時通報有關部門,合力做好相關預防保護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說。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指導山東、四川等地法院在懲治和預防性侵害未成年人和留守兒童犯罪方面,探索開展由法院、檢察、公安、教育、民政、團委、婦聯等相關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的聯動機制試點項目,構建跨部門聯席會議平臺,明確、細化各成員單位在防范兒童性侵方面的職責,預防、減少性侵害犯罪的發生,確保犯罪發生后及時被發現、被制止,并使受侵害的兒童得到更好地救助和保護,在一些個案中取得積極成效,相關試點受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合作方好評。

“因涉及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目前對公開性侵前科劣跡人員的標準、范圍、程序不明確,且公開信息制度只有與對該類人員的特殊矯治、管控措施協調配合,才能更好發揮應有的預防作用,而相關的上位法律依據均付之闕如,亟需立法作出明確規定,補足社會治理短板,構建對兒童更加安全、有力的社會保護網絡。”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說。

□ 本報記者 張晨 本報北京7月24日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