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中通、韻達、圓通之后，申通快遞也對外宣布，從10月1日起，調整全國到上海的快遞派送費，每單上調0.5元。需要說明的是，快遞企業正面臨著經營成本上漲帶來的巨大壓力。此前，“三通一達”相繼發布半年度報告，其中經營成本同比上漲20%-40%不等。

9月26日，繼中通、韻達、圓通之后，申通快遞也對外宣布，從10月1日起，調整全國到上海的快遞派送費，每單上調0.5元。

《國際金融報》記者就此事采訪申通快遞，對方回應稱，“這是一個市場行為，由于快遞行業旺季即將到來，我們希望通過上調派費來提升員工積極性，從而提高快遞服務質量。”

記者同時對另外三家進行采訪，圓通、韻達表示“以公告為準”。中通方面，截至記者發稿，并未給予回復。

需要說明的是，快遞企業正面臨著經營成本上漲帶來的巨大壓力。此前，“三通一達”相繼發布半年度報告，其中經營成本同比上漲20%-40%不等。

9月27日，《國際金融報》記者實地走訪上海圓通速遞一加盟網點，從該網點的經營境況中，企業壓力或許可見一斑。

成本上漲、人員流失

9月27日，上海圓通速遞網點，李揚正在忙碌地打電話——他是這家網點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此時，十幾名快遞員也正在忙碌，分揀包裹、打包裝車，然后騎車往外駛去。

“現在快遞不好做，”李揚對《國際金融報》記者感嘆了一句，“各種成本都漲得厲害，快遞員們也不穩定，流動性大。”

據他介紹，目前的成本壓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房租、通行證費用和員工薪酬。“辦理車輛通行證的費用近年來一直上漲，2010年前后只要幾千元，后來漲到1萬元，今年我去辦理了4張通行證，每張需要1.8萬元。”李揚對記者表示。

另一方面，房租成本也讓他頭疼，原本網點每個月租金5萬-6萬元，后來因為公司發生一些變動，房租成本目前已接近10萬元，漲了40%-50%。

而據李揚介紹，最大的困境還是來自員工，一家快遞網點要想經營穩定，首先得讓員工穩定，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快遞員的流動性特別大。“今年春節過后的那幾個月，我這邊陸陸續續走了二十幾名老員工，后來新招了一些，干了一兩個月也離開了”。

對于人員的流失，李揚認為最大的原因還是快遞員缺乏職業價值感和尊嚴感。“這份職業還是屬于社會底層，有時候會被人低看一眼，做久了內心會麻木”。

為了能夠留住員工，李揚所在的網點在6月份進行了一次價格變革：快遞員每送一單，收入從原來的1元上漲到1.2元，每收一單，上交給公司的份額減少1元。這一增一減，可以提升員工的整體收入。

“現在我們這里，派單收入從1.2元-1.8元不等，快遞員整體月收入，少則六七千元，多的可以上萬。”李揚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但是，加薪留人大大增加了公司(網點)的壓力。”

李揚透露，自今年6月以來，該網點已經連續3個月處于虧損狀態，每個月虧損5萬-10萬元不等，目前已經虧了20多萬元，他盼望旺季盡快到來。“目前網點有80多名快遞員，派件量較大，如果一切運營都順利的話，下半年的幾個月應該能夠追回目前的虧損”。

李揚告訴記者，上調派送費的消息，他從新聞中關注到，但目前還沒有實際性接收通知。他不知道這個錢會如何發放、如何周轉，但他表示，如果真能到達末端網點和快遞員手中，對企業來說會是一件好事。

選擇上海

在“三通一達”的對外公開表達中，市場因素是此次調整派送費的一大主因。

中國物流學會特約研究員、知名物流專家楊達卿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市場因素所指，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第一、近年來，快遞市場人力、車輛、運營、物料成本的確在逐年攀高，但快遞費用卻一直原地踏步，許多基層快遞網點已經越來越貧瘠，派費的增加是為了穩定基層軍心，趕在雙十一物流大戰前上漲派費，也是在戰前提振士氣;第二、調整派費顯示出通達系頭部企業仍看重攻市策略，在服務偏同質化的過程中，依靠上漲派費提高快遞員的服務質量來搶市場份額依舊是他們的一項重點工作。“至少不能因此丟失市場”。

實際上，“三通一達”的成本壓力在此前不久相繼公布的半年報中已顯現端倪，《國際金融報》記者梳理申通、圓通、韻達、中通2018年半年度報告發現，申通快遞上半年營業成本為53.71億元，同比增長20.50%;圓通營業成本為104.85億元，較之上年增長46.33%;韻達營業成本為41.77億元，同比增長40.85%;中通快遞上半年的營業成本為52.53億元，同比增長率為40.8% 。幾家企業的營業成本增幅達到20%-40%多不等。

需要強調的是，此次“三通一達”都選擇上海作為調整派費第一城。楊達卿分析認為，上海是通達系的總部所在地，直營比例比較重，同時，上海也是僅次于廣州的國內第二大快遞城市，在上海上調派費，一則利于守好總部市場，二則有比較好的示范效應。

申通方面則明確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一是因為上海這座城市本身快遞量很大，其次是因為城市的交通、居民樓比較集中，派送起來難度比較大。加派費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提升末端的消費質量和消費體驗。”

效果待驗證

和李揚對上調派費心懷一絲希望不同，在昆山經營一家韻達快遞網點的劉勝則對此不置可否。他向《國際金融報》記者透露，“實際上，從我們這里發往北京、上海的派件幾個月前就已經上調了價格，現在一些大件的價格已經逼近了順豐的價格。”

劉勝稱，部分成本壓力實則轉移到了上游網點的頭上。

資深物流行業分析師趙小敏對記者，上調派送費，最終都是用戶來買單，這一點確定無疑。他對上調派費提出了兩點疑問：第一，這筆費用能否到達末端網點和快遞員手中，而不是通過內部機制最終轉移到總部公司的財務報表上?第二，在明確上漲派費的同時，是否還有相關的配套措施，來提升網點的整體競爭力和服務質量?

對于這類疑問，《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三通一達”，圓通、韻達表示“暫時沒有更多信息可供披露”;中通方面截至發稿沒有回復;申通方面則回應稱，派費調整可能由總部公司進行成本管控，發放到末端工作人員，也有可能是各末端網點自行依據市場情況，在所處區域進行相應調整。“肯定會有其他配套舉措，但具體還不明確”。

物流專家丁威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通達系”的主要客戶是上游的電商企業，屬于價格敏感型。“現在電商在這幾家業務量中占比較高，達到七成以上。快遞作為電商的下游，議價能力比較弱。調整派費對通達系來說會存在阻力，至少全面推廣會遇到難題”。

楊達卿則認為，快遞價格的調整將是趨勢，但就目前情況看，漲價也給加盟式快遞企業帶來諸多挑戰，一些高品質服務價格或將優先合理上浮。

“加盟式快遞企業除了漲價之外，還需要強化集群協同和集群升級，與菜鳥網絡這類生態賦能平臺，在智能化等方面強化聯動，提升服務品質。”楊達卿表示。(應采訪者要求，文中李揚、劉勝均為化名)

(責任編輯：華青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