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一個初三的男孩子，把撲克牌帶到教室去玩，學校通知了家長。男孩的媽媽趕到學校后，在走廊里打了他兩個耳光，四分鐘后男孩翻身從欄桿跳下身亡。我看了幾遍網上的監控視頻，在媽媽離開后，這個男孩在那里呆站了足足四分鐘。

我們不知道他當時在想什么，但是我覺得，如果他這段時間在讀《戰爭與和平》或者別的什么文學名著，他大概率不會選擇輕生。因為，如果一個人內心能有一個從閱讀獲得的“更大的世界”，被媽媽打兩個耳光或許就不是那樣天塌地陷的事情了。

在成都，我有一次和美國作家何偉的太太張彤禾吃飯，他們的兩個讀小學的女兒也在。正在讀四年級的那個女兒手里捧著的就是英文版的《戰爭與和平》。在座的一位教授非常羨慕，教授的女兒同樣年齡，但是卻沒有時間閱讀。“只有在她洗臉刷牙的時候，在她耳邊讀故事給她聽”。

這幾年我在持續關注一個本地的閱讀推廣公益項目“成都書語”。成都書語現在有30個“故事小屋”，每一個小屋就是一個閱讀據點。家長作為志愿者，輪流給孩子們讀繪本和故事，還有大量的繪本可以出借。

城市家長在為孩子花錢方面非常大方，很多創業機構也瞄準這一點，但是，并不是每一個家庭都能認識到閱讀的重要性。

聽朋友說，有家人在一個小區的同一單元買了三套房，樓上樓下打通，家里有保姆房和寬敞的麻將室，但是卻沒有一間書房。并不意外，這家的孩子成長出了問題，進小學后無法適應正常的學習和交流。朋友給的解決方案是，拆掉麻將室，建一個書房，讓家里擁有藏書。如果父母開始喜歡閱讀，孩子最終也會慢慢模仿，成為一個愛讀書的人。

從某種意義上，成都書語是我觀察城市兒童閱讀的一個窗口。這個項目的志愿者有五六百人，但是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是，這些人中95%以上都是“媽媽”，很少看到男人參與的身影。機構為了鼓勵男同胞參加，想了很多辦法。每一個到故事小屋為孩子講故事的爸爸，都會受到明星一樣的待遇，大家會歡呼、鼓掌，可惜這樣的場景非常罕見。

項目曾請一個英國劇作家來開講座，培養父親“講故事的能力”。參加的爸爸有二十多個，每人交了100元“保證金”，如果他們能參加一次志愿者活動，就退還這100元保證金。最終，絕大部分爸爸都成功領回了保證金，但是很遺憾，他們參加完那次就再沒有出現了。

志愿者媽媽中相當一部分是全職家庭主婦，還有一些是在帶“二寶”，她們感到在帶第一個孩子的過程中“犯了一些錯誤”，所以現在想盡量彌補。和孩子一起讀故事，至少有種收獲是十分確定的：親子關系有了改善。

這個過程中，父親的缺席引人注目。

我經常光顧的一家書店，二樓靠窗的一排位置共十幾個座位，可以用來自習。我觀察過很多次，男女比例大概是1:9，這和成都書語志愿者的比例大致是一致的。在城市，女性似乎總是愿意為公共事務或者“提升自己”投入更多。最近我主持的一個家庭教育研討班，十多個人中只有一個是父親，每次活動，他的身影看上去都很孤單。

像文章開頭那個悲傷的場景，前去學校處理兒子問題的也是媽媽，她打孩子耳光的動作很像男人。“中國媽媽”正在引領大城市里的下一代，但愿閱讀能夠幫到她們。(文/張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