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衛健委三部委聯合發文,要求從4月1日起中小學、幼兒園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學校負責人要與孩子們共同進餐。

學生在校期間飲食安全,牽動每一個家長的心。怎么才能有一個治本之策?

早在安徽蕪湖三所幼兒園食品安全問題曝光之時,有媒體就提出過:“可設立園長陪餐制——園長吃什么,孩子吃什么。”但這事一直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而由于成都某學校食堂的飲食安全問題再度引發公眾強烈擔憂,于是“陪餐制”正式出臺,且擴大至中小學。

三部委聯合發文解決問題的邏輯思路是:學校食堂飲食安全的關鍵不在其他人,就在學校的負責人,把責任落到了他們的身上,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筆者對有關部門有所作為加以點贊之際,想到了一件在解決問題的思路上似乎有類似之處的往事——二戰期間,一次巴頓在審閱陣亡士兵統計表時,發現空軍的死亡率高得出奇,追問之后才知道很多士兵是跳傘訓練摔死的。當時兵工廠為美國空軍供應的傘包經常打不開。巴頓于是立下規矩,以后每一批次的降落傘都要經過廠家的試跳,才能供應給美國空軍。這個問題自此得到解決。

說“似乎有類似之處”,是因為“陪餐制”與“陪跳制”有相同點,然而更多的是不同點。首先,校長不是商人,商人有逐利的本能,而校長沒有,也不應該有。古人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你見過有哪個國家為避免未成年人在家中用餐食物中毒而出臺父親“陪餐制”的?

商場如戰場,難免會有見利忘義之人,每年的央視3·15晚會曝光的那些事可謂見怪不怪了;如果校園哪一天也如同商場,那簡直令人不可思議。畢竟,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如果法律是弱勢群體尋求公正正義的最后防線,那么教育理當是“有教無類”的真善美的天堂。更別說校長是教師中的精英,用對付不良商人的手段來防范校長,那么對教師的要求抑或期望值也就降到了底線之外。

其實,現實生活中“陪餐制”并不鮮見。記得杭州曾有這樣一則校園新聞:“浙大附中正式上課的第一天……為了體驗同學們的伙食情況和就餐氛圍,申屠校長特意不去位于三樓的教工食堂,而是來到同學們中間,和大家一起就餐。看到申屠校長坐下來,同學們紛紛圍攏過來,和申屠校長邊吃邊聊起來。這樣近距離與校長接觸,同學們都覺得非常親切。申屠校長說,以后每一天,我們干部、老師都會走到學生中間,和同學們一起就餐,了解同學情況,傾聽同學心聲,建設師生共同成長的良好環境。”

筆者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對這條大張旗鼓的新聞頗為不解。其實,這條不是新聞的新聞是學校工作的“底線”而已!將“底線”當新聞,意味著眼下的教育之殤。所以,校長陪餐都成了新聞,實在讓人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