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年的“春斗（shunto）”已經開始，本周五（24日）和下周一，日本央行候任行長植田和男將出席日本國會聽證會，闡釋他對貨幣政策的看法。市場密切關注這兩件事情的發(fā)展，以此判斷日本央行后續(xù)貨幣政策方向。

“春斗”關系到通脹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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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企業(yè)巨頭每年都會與工會進行談判，以決定未來一年的加薪。每年2月，工會都會提出加薪幅度要求，經過數(shù)周談判后，大企業(yè)通常在3月中旬左右宣布最終加薪決定，小企業(yè)通常在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前宣布。

而今年，除了對日本工人本身，“春斗”的結果對債券投資者、股票交易員也很重要，因為加薪幅度會影響日本通脹，進而影響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以及股債市場走勢。

日本工會聯(lián)合會（Rengo）今年提出的加薪幅度為約5%，為28年來最大增長要求。而高盛預計，今年日本的平均工資漲幅將達到2.8%，這將是199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但這一幅度仍然低于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表示收緊貨幣政策所需的3%水平，黑田東彥此前曾將3%的工資增長作為結束多年超寬松貨幣政策的先決條件之一。日本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長山田久志（Hisashi Yamada）表示，“隨著通脹高企和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的勢頭正在全面增強。不過，日本央行可能會繼續(xù)持觀望態(tài)度，看看工資上漲是否會持續(xù)到今年以后，隨后再決定是否制定一個全面的政策正常化新框架。”

日本目前的通脹率達到41年來最高水平，去年12月核心CPI達到3.9%，但實際工資仍在繼續(xù)下降，僅在去年12月因臨時因素有所上漲。

此次“春斗”的結果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根據(jù)智庫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數(shù)據(jù)，去年加入工會的日本工人比例降至16.5%的歷史最低水平。代表中小型企業(yè)的商業(yè)游說團體日本商工會議所長石田徹（Toru Ishida）表示，小企業(yè)在加薪方面面臨更大障礙，比如能源和材料成本高和企業(yè)利潤低等，這些企業(yè)往往無法將通脹成本轉嫁給拒絕談判價格的大客戶。石田稱，小企業(yè)需要得到更多支持才能提高利潤，才有能力給員工加薪。

但反之，如果日本加薪幅度達到甚至最終超過日本央行的通脹目標，恐怕會導致日本央行突然收緊政策，全球市場也將感受到影響。比如，當日本央行去年12月出乎市場意料地放寬收益率曲線控制（YCC）政策，將10年期日本國債收益率上限上調至0.5%，就曾引發(fā)日債和日元波動，并波及了美債、美股期貨、澳元和黃金等一系列其他資產。

關注值田和男本周國會聽證會釋放信號

更加近在眼前令市場關注的則是值田和男的國會聽證會。近期，隨著日本國債市場因YCC政策面臨越來越大的流動性和扭曲問題，日本央行自身購債壓力也與日俱增，市場普遍押注日本央行將進一步放款YCC，10年期債券收益率周二短暫觸及0.505%，再度突破日本央行0.5%的上限，達到1月18日以來的最高水平。也因此，市場尤為關注值田和男此次釋放出的對YCC政策前景的線索。

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日本首席經濟學家長井滋人（Nagai Shigeto）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值田和男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學者，對當前的貨幣政策有著非常平衡的看法：他似乎對黑田東彥過于激進的寬松措施的副作用越來越持批評態(tài)度。同時，鑒于日本經濟狀況依然脆弱，難以持續(xù)實現(xiàn)2%通脹目標的前景，他似乎對很快扭轉當前寬松措施持謹慎態(tài)度。他可以很好平衡那些希望結束量寬政策和希望保持當前寬松政策（執(zhí)政黨內安倍經濟學的擁護者）的人。

另一方面，他稱：“值田的背景也很均衡。他是一位來自日本央行外部的學者，能夠提出新倡議。但同時，他也對日本央行的運作方式了如指掌。他能夠在一個涉及金融市場、政界和公眾微妙互動的現(xiàn)實世界中順利實施貨幣政策。他在1998~2005年擔任日本央行董事會成員的經歷證明了他在這方面的實力。鑒于日本央行寬松政策的退出現(xiàn)在已成為全球議程，國際溝通能力也是新任行長的重要要求。”

彭博的調查顯示，70%的日本央行觀察人士預計日本央行將在7月采取緊縮措施，但其中一些人認為，在黑田東彥任期到期前的最后一次會議上，日本央行也可能意外再度調整收益率上限。

因此，根據(jù)彭博編制的隱含波動率數(shù)據(jù)，期權市場已將3月的日本央行會議視為日元潛在波動的下一個重要催化劑。法巴銀行首席日本經濟學家河野龍?zhí)桑≧yutaro Kono）就預計，日本央行最早將在3月將收益率上限提高至0.75%或1%。

長井滋人告訴記者，植田和男的任務是調整當前過于激進的貨幣政策，以減少其副作用，同時又要不造成市場混亂，并適度保持寬松的政策立場，因為這仍然是日本脆弱的經濟所需要的。要做到這點，需要能與金融市場、政界和公眾微妙互動。

“金融市場眼下進一步加大了日本央行結束YCC政策的壓力。盡管植田和男至少需要幾個月時間來對當前的政策框架進行全面審查，但市場壓力可能給不了他足夠時間。我們預計，日本央行將進一步擴大10年期日債收益率的波動區(qū)間，來爭取更多時間。”不過，他并未給出調整區(qū)間的具體時間點。他補充稱：“從長遠來看，如何管理市場預期，以避免未來退出量化寬松政策過程中的市場混亂是最具挑戰(zhàn)性的任務。”

不過，在長井滋人看來，調整當前的寬松措施對日本經濟增長和通脹前景產生的影響可能有限。“雖然通過調整YCC政策，長期利率將適度上升，但短期利率將繼續(xù)保持在零附近，銀行貸款利率不會出現(xiàn)任何重大變化。”不過，他稱，“在調整YCC政策后，日本國債收益率將更多地由市場力量決定，因此，日本政府將不得不開始更關注財政可持續(xù)性，并重新引入一些財政紀律。”

但前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櫻井誠(Makoto Sakurai)認為值田和男不會過快行動。他周二表示，金融市場的運作并不是日本央行貨幣政策決定的關鍵因素，尤其是在該行去年12月已經調整國YCC政策后。相應地，日本央行做出政策決定的最重要因素仍是經濟基本面和通脹，而日本上季度的經濟增長低于預期，且工資增長是否足以支撐可持續(xù)通脹的前景仍不確定。

“3月不太可能加息，即使在植田和男4月正式繼任后，這種情況也同樣適用，在繼任后的第一次政策會議上，不大可能出現(xiàn)重大的政策轉變。”他稱，在確認工資增長和通脹之間存在良性循環(huán)之后，值田和男最早可能會在今年年中左右加息。櫻井誠在2016年~2021年擔任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期間與行長黑田東彥密切合作，也與值田和男相識數(shù)十年。

櫻井誠還表示，即使日本央行進一步放寬10年期日債收益率上限，也可能有一個限度，最多將在1.5%左右。否則，日本政府的償債規(guī)模將從目前的24萬億日元飆升至約35萬億日元，將變得難以承受。此外，他稱，事實上，日本金融機構也會擔心日本利率上升過快，因為在海外利率飆升已對他們的海外資產造成打擊后，日本央行如果突然過快提高利率，將導致日本金融機構所持的債券估值進一步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