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名字正在西方愛思想的人之間流傳，一個像是已被淡忘很久的名字。朱迪·史珂拉（Judith N. Shklar，又譯朱迪絲·N.施克萊，1928~1992），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告別人世已經整整30年了。可是她寫下的幾本書，幾本頗有隨筆色彩的專著，在最近幾年里，得到越來越頻繁的提及，她在1984年出版的《平常的惡》中提出的一個主要觀點——“殘忍”是最大的惡——正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資料圖】

肉體殘忍與道德殘忍

稍有常識的人，都懂得從積極-消極這組二元范疇來思考問題。積極目標通常很難實現，但它有時可以給人心注入崇高和樂觀的信念，消極目標則相反，是用以維持人的安全感的，政府通過消極目標來告訴國民：我們將努力避免發生怎樣一些不好的事情。對史珂拉來說，在一個理想的社會里，殘忍是最需要杜絕的壞事；在當年，她這一觀點贏得的反響并不算大，它更多地被視為一種警告，美國人對他們的自由民主的體制一向是很有信心的，認為個人權利在其間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保護。多年之后，當弗朗西斯·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一人》，宣告冷戰結束、勝負已定的時候，史珂拉的警告就差不多被遺忘了。

但現在，情況完全變了。今天的每一個慣于接受信息的人，都會熟悉眾多的難民、流亡者，眾多的種族和膚色迫害，眾多集體對集體和集體對個體的敵意，眾多現實中的集體排外事件以及在社交媒體上遭受集體暴力的案例，他可能更能領會史珂拉的一句箴言“To be alive is to be afraid”的深意。可以勉強把它翻譯成“活著即害怕”，但無法傳遞原句的全部內涵——“活著即害怕”，這話并不只適用于世界史上那些已臭名昭著的案例，它的意思是，一個人活著，就意味著要保持一種害怕的狀態，而害怕的對象，則是復雜無比的當代政治生活中產生的殘忍。

這種殘忍都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殘忍行為”“肉體殘忍”“暴行”之類。史珂拉主要講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里的道德上的殘忍。然而，之所以道德殘忍會可怕地盛行，人們對此還安之若素，是因為人們對肉體殘忍都沒有做過全面的理解。在《平常的惡》中，史珂拉吸收了尼采的兩個見解。第一，我們恐懼肉體殘忍，但這恐懼并非自然而來或不言而喻的，那是一系列特定的歷史偶然事件的產物。我們看古羅馬民眾對角斗士表演的熱衷，再看阿茲特克人的祭祀儀式上的人祭，這些活動中的殘忍，和人們對殘忍的狂熱追捧，無不會令現代人感到震驚。

那么，對殘忍的害怕是從何而來的呢？尼采說，這是基督教的遺產，基督教給所有人賦予了道德價值，說要平等地同情每一個人，要能感受他人的痛苦，進而做到不貶低每一個人，尤其是不能通過施加痛苦的方式來貶低人。這看起來完全正常合理，是一筆好的遺產，但史珂拉接受了尼采對此的批判看法，她說，這些價值在一個沒有基督教的社會里，一個純世俗的社會里，可以成為至高無上的，然而，對一個已經跟宗教有過漫長的“遭遇”史，并被其塑造出來的、已經不信神的人來說，基督教式的害怕殘忍卻會是最大的惡習。

史珂拉的行文有自己的風格，這番講解也不容易看懂。按我的理解，她是說，到了20世紀后半期，從基督教時代走過來的西方社會，對基督教那一套反對殘忍的說辭已經“疲了”。出于害怕殘忍行為而抨擊它，這樣的做法，事實上已經衍生出一種崇拜受害者的風習。這就是史珂拉從尼采那里吸收的第二個關鍵見解：害怕肉體上的殘忍，會變成對受害者故意和持續的羞辱，使受害者最終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別人，這就是道德上的殘忍。史珂拉說，基督教牧師每次布道，總是忘不了抨擊羅馬角斗場里發生的不公，他們和今日為社會正義而戰的斗士們一樣，對他們的敵人——連同他們自己——制造持續的心理折磨。

史珂拉從尼采的角度分析了納撒尼爾·霍桑的小說《紅字》。在《紅字》中，反對殘忍的基督教會導致了虔誠的信徒對他人也對其自己施加的痛苦。這個深刻的悖論，被尼采，這位史珂拉口中“自由民主最危險的敵人”，洞察到了，尼采說，后基督教的意識形態是一種羞辱機制，讓人感到內疚、罪惡和自我懷疑，這種道德體系將每一種可能導致肉體殘忍的道德品質——攻擊性、自信、活躍——與邪惡聯系在一起。力量變成了一種病，弱點變成了神圣的，這就允許人自稱受害者，而對他們眼里的壓迫者進行殘酷的報復，他們對強者宣揚受虐狂，對弱者宣揚虐待狂。

尼采認為，一個人若是真的對殘忍敏感，他就必須拒絕道德殘忍——道德殘忍，就潛伏在消除肉體殘忍的運動的背后。史珂拉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一種人道主義不曾被懷疑主義所動搖，也不曾意識到它的局限性，那么，它很可能要比它聲稱要抵制的更明顯、更殘忍的暴力形式更為殘忍。

之所以史珂拉的論斷在她逝世后，直到本世紀初的十幾年里都沒有什么影響，是因為她沒有提供什么現實案例。作為政治理論家和思想史家，她的興趣似乎是偏文學和歷史的，更偏愛談論《紅字》這樣的小說，以及古代和近代的歷史事件。所以她的寫作可算是安全的，是“非政治性”的。但是，最近十年來，就以美國來說，恐怕每個在大公司、大企業、大學之類的機構工作的人，都要把很多的時間、精力花費在參加種種會議、座談和討論會上，如果他們是白人，他們就必須聽從種族主義受害者的申訴，如果是男人，他們就必須聽從各種受男人之害的女性的抱怨。社媒的興盛，看似是一個所謂“進步”的自由主義環境的明證，可是人們卻極易發動對個體的迫害，最終侵犯他們的隱私，羞辱他們——往往還憑著讓世界免受邪惡思想危害的名義。

這就是道德殘忍的現實場景。它確實很難提煉和呈現，因為它主要屬于個人的體驗——從宏觀的、“社會”的角度上來看，這種現象似乎還可以被譽為多元化、“眾聲喧嘩”的寫照，是自由民主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史珂拉呼吁說，思想健全的人，不希望以這種方式受苦，也不希望作為“典型的道德受害者”來獲得自尊。她承認，尼采雖然可怕，但他說的是對的，西方的現代性，已經很好地學會了如何害怕肉體殘忍，以及憐憫它的受害者。人們對痛苦的人的受害者身份感到憐憫，也只能感到憐憫，通過它，一個正直的人失去了尊重自己的力量，也無法抵制受害者提出的要求。

個體所感到的不公正

對道德殘忍的觀察，是與史珂拉的另一個重要論題——不公正——直接相關。道德殘忍屬于個人體驗，不公正也一樣。在這里，史珂拉與她的哈佛大學同事、著名政治理論家約翰·羅爾斯之間有了關鍵的分歧。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示說，自由主義通過追求正義來贏得道德上的合法性，他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的二原則成為創建福利國家的指導思想，然而，史珂拉卻認為，值得道德考慮的不是“追求正義”這種國家層面上的訴求，而是個體對不公正的體驗。羅爾斯通常所呼吁的“正義感”，和史珂拉強調的感受不公正的能力，是互相獨立的，后者甚至可能比前者更具有道德意義。

除了尼采外，史珂拉所深度受益的另一個思想家，就是盧梭。她在一篇自述文章里說，沒有盧梭，沒有《社會契約論》，就沒有政治理論：

“他的論辯像是觸及了政治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問題，不僅如此，我讀他的文章，便知道我是面對一種無與倫比的智慧，它如此有穿透力，似乎能捕捉一切，無可逃脫。讀盧梭，就是獲得一種政治想象力和二次教育……盧梭讓我著迷，因為他的著作完美而清晰，卻與自由主義者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同。他是絕對的、不可避免的‘他者’。同時，他也是他所厭惡的現代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甚至比那些如其所是地接受他的人更有意義。《懺悔錄》的作者讓人欣賞不起來，但它是一部迷人的作品；即使你不同意《社會契約論》，你怎么能否認他的論點的輝煌，或者你怎能不感到，必須重新思考政治同意的問題？我讀盧梭，就好像他是一個心理學家——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是‘人心的歷史學家’——而且是一個非常悲觀的思想家，這使他在民主和平等的倡導者中顯得非常獨特。我認為，這是他最大的優勢。作為一個批判性的思想家，除了柏拉圖之外，他無可匹敵。”

史珂拉原是拉脫維亞出生的猶太人，二戰初期，蘇聯欲吞并拉脫維亞，史珂拉隨父母先到挪威，數年后又轉到日本，從日本去往加拿大，在那里讀完中學后，考入了哈佛大學。這樣的經歷，很容易使人把她同冷戰時期從歐洲投奔美國的猶太人混為一談，而她對盧梭的鐘愛或許會讓人詫異，因為盧梭往往被看作20世紀一種身敗名裂的體制的肇始之人。然而，史珂拉從盧梭作品里看到的，是一種對個體心理的深度認識：一群個體在結合為政治共同體時，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每個人的不公正感受，應該怎么做？而所謂“社會契約”的擬想，正是盧梭這一思考的產物。

按照盧梭的思路，史珂拉將不公正感解釋為“一種不可磨滅的社會感覺”，只要人們彼此發生了聯系，有了行為，這種感覺就再也不會離開我們。可是，當西方處在高度的“制度自信”的時代，人們一般只從司法和法院的角度來看待個體感到的不公正，人們談論的是該如何界定損害與賠償，從而維護“社會面”的正義；但史珂拉始終關心的，是從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的角度來看待不公正，她發現，很多情況下，不公正的情形被混同于“不走運”，從而喪失了應得的關注。

在《不正義的多重面孔》這本書中，史珂拉講到，如果僅從現有的司法模式進入，我們很容易發現不公正的人，卻難以關注到不公正的受害者。當人們了解到他人被欺詐、被折磨、遭受苦難的時候，他們往往只是反復總結說：人生是多么的不公正。這樣一來，他們就避開了不公正的來源，而只是強調某些人的“不走運”。他們把受害者的體驗從自己的認知中驅逐了出去。“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其實完全知道他們在做什么：他們是在玩弄不公正。”

新冠肺炎的爆發，給了世界各地的觀察家和思想者一個良機，去審視和引用史珂拉的論說。像地震和大流行病這樣的自然災害，原本屬于降臨在人頭上的不幸，卻會因為當權者的做法而轉化為不公正。史珂拉認為，一個社會里，最有能力組織暴力的政治行為者，是國家的軍事、準軍事、情報、警察和執法機構；很多情況下，國家為了防范它眼里的殘忍而動用武器，從而激發出了自身殘忍和無法無天的潛力。過度監禁、警察暴力、冷漠蠻橫地對待移民和難民，諸如此類都是實例。

首先要防止惡

可是，如同前述，在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也就是在自由民主貌似獲勝的時期，批評者都覺得史珂拉的警告過于謹慎了，也過于悲觀了，在那時的人看來，國家可以去實現一些有道德價值的愿望，去實踐一些古已有之的雄心，建成一個更理想的社會。但史珂拉通過其深邃廣博的閱讀得出了悲觀的認識，她像隨筆大師蒙田一樣，相信相對于提煉和標榜美德而言，反思自身的惡習——尤其是殘忍（以及背叛，這也是《平常的惡》中著重討論的惡）——更為重要。只有把以殘忍為核心的惡放在重點，才能構建一種徹底的政治思想。

史珂拉對個體經驗的敏感是非同尋常的，我們從中可以領悟到：我們固然能夠感知到不公正，可是這并不能澄清何為公正，更無法防止不公正。現實會讓越來越多的人懂得，政治是每個人的事情，沒有人能置身其外，所以，培養出一種政治感知力，以感知日常發生的不公正的實際背景，是何其的重要。這是公民教育里最不可缺少的一環，對個體來說，則是保持精神健康，不墮于麻木、自欺、自憐、“無語厭世”等等險境的必要條件。

史珂拉雖然是哈佛大學政治學系的第一位女教授，也是其同事口中的“學術明星”，可是她63年的人生中幾乎從未接受媒體專訪，從未發表過時政評論，作品不多，連影像資料都非常少。她沒有任何體系性的書寫，但是，若是讀過她的《平常的惡》或《不正義的多重面孔》，以及比如《恐懼的自由主義》這樣的文章，就會明白她的思想是不能體系化的，因為她思考的是消極層面的、個人化的東西，而不是“高屋建瓴”地為一個理想的制度、一個理想的自由民主社會可以成為什么樣子做構想。正因此，她被準確地稱為一位“不抱幻想的自由主義者”——1996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紀念她的文集就以此為書名——她把視線投向那些制度化、結構化的日常暴力、日常殘忍，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社會，其實正是靠著這種暴力來維持的，個體真實的不滿體驗得不到重視，也無從發泄，只是感覺自己一再為一些莫須有的“共同善”做出犧牲。

史珂拉也常被稱為“第二個漢娜·阿倫特”，而實際上，比阿倫特小兩輪的她，看起來要“新”許多，阿倫特的寫作有著構建體系的雄心，而史珂拉沒有。不過，1975年阿倫特逝世的時候，她寫有一篇紀念短文，文章的結尾提到了“不抱幻想”：

“政治哲學是悲劇性的思想。如果沒有對命運和易變性的戲劇感，任何理性的智慧都不會轉向這個可怕的主題。正是理性的力量和對幻覺的蔑視，促使阿倫特小姐如此仔細地審視政治現實。把她的所見所聞連起來，寫成首尾一致、能夠理解的作品，對她個人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智力勝利，對公開的政治話語傳統來說也是如此。”

朱迪·史珂拉著作中譯本

《不正義的多重面孔》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4月版

《平常的惡》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版

《孟德斯鳩》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8年10月版

《政治思想與政治思想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1月版

《美國公民權 : 尋求接納》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守法主義：法、道德和政治審判》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