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的詩與保守的思想

“作為詩人他是一位偉大的革新者，但作為一個思想家，他則略微落在了時代后邊。”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對但丁下的這一斷語，應該說是很準確的。但丁是保守的，在13世紀開始的皇帝黨和教皇黨的爭端中，他陷于各種具體的事務，遭到流放和判刑，卻仍然相信皇帝和教皇都負有神授之命。讀過《神曲·地獄篇》的人都會覺得但丁怨天恨地，在如何折磨他眼里的惡人方面很有想象力，比如，他把加略人猶大、布魯圖斯和卡西歐斯這三個大叛徒直接投喂給撒旦，被撒旦的三張大嘴永嚼；其中，布魯圖斯和卡西歐斯都是背叛愷撒的人，而加略人猶大則是背叛基督的人——他憎恨“犯上作亂”的行為，不管是出于什么樣的目的犯上。

在但丁的時代，基督教世界已有衰敗之相，表現為社會思想停滯，戰亂不斷，權力之爭無休無止，可是不管是否看到了這一點，身在局中的但丁都嚴正地捍衛基督教教義：在《地獄篇》中，他列數了當時基督教正統教義所譴責的人：對殺人犯，但丁興起血的河流燙煮他們；對同性戀者，但丁讓他們遭到火雨的轟擊；對小偷，他的處理方式是先將其變為毒蛇，然后化成灰燼；對自殺者，他把他們囚于荊棘叢中，那荊棘的枝條斷開時如同傷口一樣流血，使那些貿然輕生的人看得心驚肉跳，對自己的行為痛悔莫及。

對地獄的描繪既然表現了如此殘忍的想象力，他對天國的描繪又是怎樣一番光景呢？按照“幸福家庭都相似”的托爾斯泰邏輯，讀起來可能是滿無聊的。像是這樣的句子：

“那寧靜無擾的純潔的歌聲

從我們精妙的幻想里呈現

永遠在藍寶石色的寶座前歌唱吧

唱向那坐在寶座之上的人。”

盡管政治上擾攘難安，中世紀在思想上卻始終要受一種要求合法性的熱情的控制，要求一種極為嚴謹的政治理論，它的基本設定是一切權力都來自上帝，上帝將神圣事物的權力交給了教皇，把俗世事務的權力交給了皇帝——在但丁手中，這些思想完成了一個綜合，有了唯一的一套均衡的呈現。如果嫌棄《神曲》一會兒走極端一會兒又陷于沉迷性的歌頌，那就想一想哥特大教堂，這些為了某個理想，為了追求某種不屈不撓的精致而耗費幾十年上百年建立起來的建筑，如果全部從大地上消失，該是怎樣一副光景。包括托馬斯·阿奎那的作品和理論，那也是與但丁同樣級別的精神成果，中世紀雖然號稱“黑暗”，卻也必須在留下一些綜合作品之后，才能退出歷史舞臺。

事實上，但丁到底是不是偉大，《神曲》是不是杰作，這個問題在它問世時就有爭議了。比如但丁的同時代人里，一些有學識的人就挑剔他的語言，說他沒有用拉丁文來寫，而是用了托斯卡納方言，此乃作品的致命缺陷。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那些樂觀積極的人文主義者，堅決抨擊但丁對地獄的描寫，因為他們的共識就是否定中世紀思想通過地獄和永罰的設定來恐嚇普通人，禁錮他們的精神，不過對《天國篇》他們倒是不乏認同，認為它文筆有光彩，體現了高超的審美水平。

薩繆爾·T.柯勒律治是推崇《神曲》的，他看到，基督教詩歌最突出的特點“文以載道”——詩歌結合教義——在但丁這里達到了最高水平；而對托馬斯·卡萊爾而言，《地獄篇》讓他感到跟當時流行的拜倫主義相吻合，拜倫開啟了一種趨于極端的文學風格，對任何一種狂暴的激情都表示崇拜?？吕章芍?、卡萊爾以及雪萊都是鄙視他們自己所處時代的品位的（頂尖的人文心靈必然如此），雪萊就另辟蹊徑地講，《煉獄篇》要大大優于《地獄篇》。

世俗與神圣

桑塔伽塔的《但丁傳》，亮點是把《神曲》解讀為一本政治色彩和地方色彩很重的作品，體現了“但丁作為一個佛羅倫薩人的視角”。這本書是他“為佛羅倫薩的同胞們創作的”，“整部《地獄篇》都與佛羅倫薩密切相關”。佛羅倫薩還緊緊關系著但丁走不出的傷心：在那里，9歲時和貝阿特麗齊相識，他比她大一歲，在她身上遭遇到一個“情欲的霹雷”，無法與貝阿特麗齊在一起，令但丁進入到漫長持續的痛苦之中，并憑著這痛苦所釋放的幻覺力量——靈感來寫作。貝阿特麗齊嫁給了另一個男人，然后在24歲就死了，但丁在《新生》里以詩體散文的形式講了這些事和自己對此的感覺。

貝阿特麗齊來到了《神曲》中，是她從天堂下到地獄，促成了維吉爾成為但丁的向導，又是她在煉獄的后半段接替了維吉爾。她帶領但丁穿越天堂，因為她擔心但丁的精神荒蕪可能導致他的迷失，而但丁則得到了全部的灌注，通體盈滿了上帝的神圣之愛、光明和正義，從而得以對重新開始的塵世生活做好準備。對但丁來說，貝阿特麗齊代表的愛既是世俗的又是神圣的，與此相應，激發了但丁思想的政治也同樣兼跨世俗和神圣兩邊。

令人眼花繚亂的13~14世紀南歐和中歐政治是《但丁傳》著墨最多的內容。單單搞明白吉伯林和圭爾甫，也即“皇帝黨”和“教皇黨”，就費煞一個人的腦汁，更兼佛羅倫薩在13~14世紀之交還有黑黨白黨之間曠日持久的纏斗，而但丁正是它的受害者，被它弄得有家難回，在外流離。簡單來說，皇帝黨是因西方歷史上最雄才大略的皇帝之一腓特烈二世而來。1212年，愚蠢的教皇英諾森三世將他監護過的腓特烈二世立為神圣羅馬帝國皇帝，以取代他所不滿意的原皇帝奧托，兩人來自兩個家族，腓特烈攻擊奧托，并打敗了他。黑黨白黨則指佛羅倫薩的兩個家族，白黨是一個民粹派的家族，黑黨則是一個貴族家族。但丁曾在圭爾甫派的白黨同盟里擔任過一個領導角色，這是一個由銀行家和商人組成的集團，他為此被黑黨所憎恨。

貝阿特麗齊死于1290年，這時的但丁25歲，長期處于研習宗教和哲學之中，哲學給了他大量的安慰，他對佛羅倫薩政治也沒什么興趣。“他一直努力將自己塑造成一位以修辭學、詩學和哲學見長的知識人”，本想“成為具有批判精神的佛羅倫薩學者，或是一位憑借自身的智慧為城邦服務的智者”，然而一旦涉足政治，他就無法再保持初心了。桑塔伽塔告訴我們，到1295年前后，“政治的惡魔”找上了但丁，他努力攀求一個市政管理人的位置，也取得了成功——1300年，他當過兩個月的執政官，卸任時心滿意足。

桑塔伽塔不客氣地指出但丁“淪陷于派系之爭”是不應該的。但丁似乎愿意通過政治成為公眾人物，可是白黨在和黑黨的較量中落敗，他也不得已，成了“自愿流亡者”。他被判了罪，罪名非常重，只要他敢再回佛羅倫薩，火刑柱就將無情地奪走他的性命。

雖然在流亡，但他只要一有時間和資金，就樂于去做一些“冶游”，多樣的趣味，分心的習慣，是文化人從他的文化志業中得到的巨大好處。桑塔伽塔敘述了他想象中，但丁于1303年在維羅納發現了一座歐洲一流圖書館時的心情：“該館于5~6世紀由維羅納的座堂圣職團創建，館藏中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古典文本。自13世紀中葉起，該圖書館就為學者們發掘古代作家的作品提供了很強的推動力。”但丁失去了他心愛的藏書，也被迫離開妻子兒女、孑然一身，“我們有理由想象他會沉浸在閱讀之中”。這段讀書時間，對但丁在次年寫出《論俗語》想必是很重要的，且也開啟了他在一年之后去到博洛尼亞，一邊教拉丁文賺錢、一邊繼續搜尋更多哲學書籍的經歷。

想象一個世界帝國

這段時間的插曲，是教皇本篤十一世對佛羅倫薩內亂的斡旋。控制了佛羅倫薩政權的圭爾甫派黑黨自己也起了內亂，于是教皇派出使節進入該城，并把流亡的白黨人邀回佛城同黑黨人議和；然而局面僅僅平靜了一小段時間就再度惡化，教宗特使也被針對，只好撤出，城內再度發生持久的亂戰。但丁沒能回到故鄉，在手頭拮據的情況下，他不得不去向一些豪門乞食。他對政治徹底厭倦后，才重回思考和寫作，而思考的重心正是由前幾年的遭遇造就的：城市國家系統如何克服其結構上的分裂傾向，以財富積累為首要目標的經濟體系如何為社會確保文化和公共道德，以及建立怎樣的政治體制才能避免暴君政治和寡頭政治之間的來回動蕩，等等。

他覺得自己看到答案的時候，是亨利七世當上德意志帝國的皇帝。亨利七世算是有為君主，他覺得在自己任內，讓意大利各個分立勢力之間和解是頭等大事。但丁去覲見了他，并以此為機會向意大利的各個城市發出和平的倡議?？墒?，他的努力收效甚微，亨利七世也不耐煩于那些城市的首鼠兩端，都想投機而無心于真正的和解，便發動了軍事行動，要武力拿下整個意大利半島。只可惜，和本篤十一世一樣，亨利七世也過早去世了。1313年8月，比薩城舉行了亨利的葬禮，但丁參加了，并隨即開始用拉丁文寫他的《論世界帝國》。

他要為一個普遍的帝國做辯護，他認為，一個普遍的帝國是唯一能夠建立世界和平的政府形式，它的樣板就是古羅馬。在但丁看來，古羅馬對所有民族做了正義的、非暴力征服，這正是天賦羅馬的使命，而上帝也是選定古羅馬統治時期讓基督誕生的。然而，但丁的這番論證有一個基礎，就是要緩和對帝國必然沒落這一事實的恐懼。古羅馬，就像之前《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一樣，確立了上帝所宣布的永恒統治，可是以色列分裂后消失了，羅馬也在蠻族的入侵下土崩瓦解，所謂“國王的兩個身體”——神權身體和俗權身體——之說可以確保一個帝國的概念，卻無法保證帝國能夠實際延續下去。

所以這里就可以看出但丁的保守來：他“乞靈于”一段已經暗淡下去的歷史來主張君主體制的崇高和必要。可是，假如設身處地地想一想亨利七世死后的意大利人，他們看到自己半島上的城市以鄰為壑，家族彼此為敵，民族同胞各自為營的時候，他們能有多大的信心去期待羅馬的榮光復現呢？他們又有多大的自信，能無視《舊約》里描述的以色列的混亂和衰敗史，而認為再造一個帝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呢？

《論世界帝國》不出意外地被教廷列為禁書。但丁最終找到的落腳地是拉文納，在這個小城里，他終于有機會和心情去修改和完成他從1308年起開始創作的《神曲》，他希望能以這部作品封神，也讓他在家鄉佛羅倫薩謀得一個崇高的地位。這個愿望也沒有達成，而他又不幸只活到了1321年，從事創造性工作的時間不算很長。但他對政治事務了解之深，卻超過了同時代甚至許多后世的文學家、藝術家。從《但丁傳》里了解到的他經歷的磨難，是不是能夠解釋《地獄篇》里表露的毒辣的恨意呢？

從對現實的絕望到個人凈化飛升

但丁和16世紀的蒙田一樣，都對俗世的政治爭斗有透徹的觀察和認識。但丁當然要歌頌上帝，要主張保持上帝信仰，可是他也十分清楚，很多俗世之人的所謂信仰，僅僅是覬覦上帝式的掌握眾生的生殺大權，他們的強烈的權力欲滋長了行為的暴烈畸形，盡管有時候，人也會因為渴望榮譽、渴望王道智慧而盡力去變好。像英諾森三世、博尼法斯八世這樣，要么愚蠢至極要么貪婪成性的教皇，只是在損害基督教會在人民心目中的印象，讓民眾逐漸明白他們所視為神圣的并且指導他們去信仰神圣的，本質上都是一些什么樣的人。

站在虔信的基督徒的立場上，他把亞歷山大大帝和錫拉庫薩的狄奧尼修斯都丟進了血河之中，是因為他們都是暴君，以血來洗劫自己要征服的地方；他把克婁巴特拉女王罰入地獄，把亞述女王塞米拉米罰入地獄，是因為她們做了淫亂的事情，但他把愛上埃涅阿斯最后自殺的狄多女王也放在一起詛咒，就有點過分了。另一些處理更難以讓后世的讀者接受：他秉持天國正義，將那些不幸生活在基督時代之前的人，不論良莠賢愚，都宣布為與上帝隔絕的人，于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盡管沒有受什么折磨，卻也只能待在地獄的前廳——即所謂“靈薄”那個地方。

根據他對但丁最后7年生命的研究，桑塔伽塔斷定《煉獄篇》是對《地獄篇》的反轉，它描繪的是他在帝國希望破滅后所看到的意大利和歐洲：各個君主國都一片蕭條，統治者們“幾乎所有人都逃不過父庸子弱的常態”，而在城市里，“野獸般的暴行和嫉妒比比皆是”，行文中充滿了“譴責、控訴、酸澀的挖苦”。在《煉獄篇》進入最后三分之一時，但丁脫離了當時的政治時局和歷史事件，而開始為個人的凈化飛升做渲染——在《天國篇》還沒有到來之際，他已經看不到求取一條現實中的出路的可能。

把但丁放到中世紀的背景里來看，就會發現他的特別。在中世紀，對精神生活有所貢獻的人，基本上都是些僧侶，一個世俗人，哪怕他和僧侶一樣通曉當時的宗教哲學知識，似乎也不會從事寫作，更談不上留下什么影響世界的作品；文學、哲學和其他人文思想，在14世紀之前都是由僧侶教士們從教會的立場寫出來的。但但丁出現了，他是個有學問的世俗人，他打破了這個慣例，而他徹底失望的心境也在預言中世紀即將進入真正的尾聲。

20世紀以后的人都熟悉了“拋入”的概念，樂于把人的塵世存在解釋為一場意外。而但丁在他自己的框架下，對自己為何落入這么一個世界做了最合理的解釋，他說，我們生于此世，是上帝在考驗我們真正的美德，看我們能否以基督般的堅忍來忍受所有的磨難。以上帝之名在此間承受痛苦，將為你贏得遠比你想象的更為高尚、更為永恒的快樂。所以他堅持要人愛上帝，否則將會永恒痛苦，將會遭受來自上帝的無情的打擊，只不過，這打擊和痛苦也來自仁慈上帝的永恒的愛。

《但丁傳》

[意]馬可·桑塔伽塔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2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