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20周年之際，回顧中國履行入世時承諾，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崔凡認為，一些對中國沒有履行承諾的批評，大都是沒有把中國的承諾和WTO規則搞清楚，而把一些中國沒有承諾的東西強加在中國身上。

崔凡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如中國當真在有些問題上沒有完全符合WTO的規則，或存在一些模糊地帶，當其他成員覺得中國確實違反WTO規則，那他們就會來起訴中國。“但就被告的次數來看，雖然我們總貿易量和美國差不多，但美國的被告次數比中國多得多。從這個角度分析，中國在WTO履約上應該說做得比較好。”他說。

中國認真履行入世承諾

第一財經：今年的WTO第八次對華貿易政策審議中，出現了一些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全履行入世時承諾的評論聲音。你對此怎么看？

崔凡：在金融和電信領域的開放，我認為他們（指責我們履約不到位的人）沒有準確理解當時我們所做承諾。入世時，我們在金融和電信領域承諾的開放，是有大量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例外的。

目前來看，我們的開放情況符合這些例外要求。我們從來也沒有承諾過在電信領域全面放開股權限制，即使是現在全面放開股權限制的金融領域，也并不是全部完全開放。金融開放有三個維度，在開放程度最高的海南跨境金融服務負面清單上，也有很多限制性條目，我們改革的方向就是逐漸減少這些限制性條目。即使外商投資的股權限制取消，但在業務許可等方面，我們也沒有做到百分百的國民待遇。中國外商投資的負面清單里仍然有金融類條目，只不過屬于國民待遇問題，而不是股權限制問題。

如果真正理解到位，不管在金融還是電信，我們都已經非常嚴格地履約。在政府采購協定方面，我們當時的承諾是盡力參加談判，但沒有說一定要在某個時間點完全成為該協定成員，而入世以來，我們實際上也是不斷積極談判。去年，我們又提交了一版談判的要價清單。所以，一些對中國沒有履行承諾的批評，大都是沒有把中國的承諾和WTO規則搞清楚，而把一些中國沒有承諾的東西強加在中國身上。

在國有企業履約問題上，中國的入世工作組報告寫得很明確，比如，“中國的國有企業僅僅依據商業考慮來購買和銷售貨物商品”。我們是否做到了，這個問題是有爭議的。但問題是，如果以爭端解決為標準來看，我們確實沒有看到有任何一個案例是針對這一點來告中國。有些案件和反傾銷等其他問題摻雜在一起，但沒有專門就“國有企業沒有按照商業考慮購買和銷售貨物”這一條款來告中國的案例。從中國的態度來說，中國愿意跟其他國家就補貼和國有企業問題進行談判。

同時，如橫向來比，在涉及到關稅的WTO爭端解決案件中，中方有47起被訴案件，中國被告的次數比歐盟和美國被告的次數都少得多得多，尤其是少于被訴次數最多的美國。從被訴的次數來說，一般如果WTO成員對履約情況有爭議，這些成員就會起訴。

比如，加拿大因芥菜籽這一產品起訴了中國，而這只是一個很小的產品。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國當真在有些問題上沒有完全符合WTO的規則，或有一些模糊地帶，當其他成員覺得中國確實違反WTO規則，那他們就會來起訴中國。但就被告的次數來看，雖然我們總貿易量和美國差不多，但美國的被告次數比中國多得多。從這個角度分析，中國在世貿組織履約上應該說做得比較好。

還有很多例子，我們的關稅按期下降，我們承諾在服務業（開放）100個分部門，現在這100個分部門都實現了開放。此外，現在中國通過區域或者自主開放，所做承諾的比在WTO下的承諾更多。這都是我們履約的證據。

中國從未被“交叉報復”

第一財經：我們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下的案件執行情況如何？

崔凡：一般來說，爭端解決專家小組或者是上訴機構裁決生效后，涉及到的成員要執行裁決結果。如果該成員沒有執行的話，可能對方就會再進行磋商，磋商未果后就會打“執行之訴”。

但中國很少被打“執行之訴”，只有個別案件被打“執行之訴”，主要是一些反傾銷案件，而且都是美國起訴我們。跟蹤后續來看，中國都停止了反傾銷措施或者到期后案件了結。比如，“肉雞案”的“執行之訴”報告于2月28號生效，但在之前一天，中國在2月27號終止了相關的“兩反”關稅。

如果“執行之訴”還是有爭議，即成員對“執行之訴”的裁決還不履行，那就可能會引起交叉報復措施。但中國從來沒有被任何一個國家發起過交叉報復，但美國和歐盟都有過這樣的情況。而且，美國和歐盟不光有對方發起交叉報復的申請，而且WTO甚至裁決允許對其進行報復。這意味著，到最后，美國和歐盟都沒有履行裁決結果，而這種情況中國一個都沒有。所以，從對待WTO裁決的態度上，中國非常充分地履行了裁決結果。

第一財經：中國為何如此認真履約？

崔凡：中國剛入世時，對WTO的國際規則持有學習的態度。因為這套規則都是西方定下來的，我們沒有經驗。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參與這些規則制定的能力比較欠缺。我們的想法是，既然簽訂了承諾，那就必須去履行。比如，中國談判官員將爭端解決專業小組的裁決結果拿回國內，國內官員的態度是，既然世貿組織做出了裁定，那就沒什么好說的，我們就會履行。

但是情況在美國和歐盟可能就不太一樣。無論是決策機制，還是歐美對世貿組織的理解或解讀程度，都和我們不太一樣。歐美甚至可能覺得自己比爭端解決專家更有權威。而且，這其中確實有一些制衡機制。這就是“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的問題，國家主權、全球化程度和國內民主決策機制，不可能同時滿足。

比如說，爭端解決專家小組的裁決可能需要這個成員修改其國內法律。而該成員的國內法，是在其決策機制下，經過不同利益集團均衡得來的結果。如果要因為WTO的裁決結果而修改國內法，該成員還要在國內走程序，說不定遇到的阻力更大。這種情況下，就有了無法履約的情況。也就是說，可能一個WTO成員內部所擁有的制衡決策機制，使得它無法推進履行爭端解決機構的裁決。這等于是全球化和國內決策機制的沖突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