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對全球公共健康構成威脅已是共識，但人們更多注重人用抗生素的治理，殊不知在畜牧、水產類中，耐藥性也正在增加。

近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下稱“糧農組織”）發布了《2021-2025年糧農組織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行動計劃》，稱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發展蔓延悄無聲息，卻讓農業糧食部門深受影響。并指出，耐藥性微生物呈跨境之勢，世界各國只有攜手努力，才能確保每個人都得到保護。

那么，在動物性用抗生素占比近80%的情況下，我國面臨著哪些耐藥性風險？它將給人類健康帶來什么影響？

水產耐藥性正在增加

何為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

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AMR)指細菌、病毒、寄生蟲和真菌等微生物，對曾經有效治療感染的抗微生物藥物不再敏感的一種自然現象。以任何方式使用抗微生物藥物都會導致出現耐藥性。使用的抗微生物藥物越多，微生物就越有可能產生抗藥性，濫用和過度使用抗微生物藥物會加速這一過程。濫用的例子包括抗微生物藥物使用的劑量或頻率不當，以及持續時間不足或過長。

它將帶來哪些風險？

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導致藥物療效下降，使得感染和疾病難以或無法治愈。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與死亡率增加，人和畜長期患病，以及農業、畜牧業和水產養殖業生產損失相關聯，從而嚴重威脅著全球人們的健康、生計和糧食安全。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還導致治療和護理成本增加。

用世界衛生組織發出“抵制耐藥性，今天不采取行動，明天就無藥可用”的這樣一句話，就可以清楚看到，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對人類意味著什么。

根據糧農組織的數據，據估計每年有70萬人死于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感染，并且針對無數患病動物所采取的治療失去了效果。如不采取行動減輕風險，到2050年每年的致死人數可能急劇增至1000萬。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是對公共衛生、食品安全和糧食安全，以及生計、畜牧生產、經濟和農業發展的一個重大全球性威脅。

自抗微生物藥物問世以來，牲畜中出現的耐藥微生物數量呈指數增長。糧農組織總干事屈冬玉發出警告，“耐藥問題危及糧食安全、生計以及人類和動物健康。”

那么，動物性耐藥現狀到底如何？

9月10日，自然雜志刊登了一篇關于亞洲水產養殖和漁業抗微生物藥物耐藥的20年趨勢，研究者發現，在水產養殖業，耐藥性超過 50% 。在食源性病原體中，研究者發現，對青霉素（60.4%）、大環內酯類（34.2%）、磺胺類（32.9%）和四環素類（21.5%）的耐藥性最高。

研究者認為，水產食用動物供應鏈高度全球化，促進了本地產生的抗性在全球范圍內的分布，此外，與其他動物相比，水產動物產品更容易生食，增加了病原體傳播的風險。

水產養殖和漁業為全球人口提供著越來越多的營養。水生動物為全世界 40% 以上的人類飲食提供了 20% 的動物蛋白，其消費增速超過了所有其他動物蛋白來源的總和。從1960年到2018 年，供人類消費的水生動物產量從 21.8 噸增加到了 1.564 億噸。亞洲貢獻最大，2018年提供的水產占全球產量的69%，其中，中國占全球產量的 35% 。

研發者發現，在海洋環境中，預測的多藥耐藥性在中國黃海和東海地區最高。

我國水體的抗生素污染

公共衛生安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復旦大學）與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青年研究人員王和興、王娜等人經過3年研究發現，上海地區的586名8～11歲學齡兒童尿樣測出含有21種抗生素，包括5種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兩種β-內酰胺類抗生素、3種四環素類抗生素、4種喹諾酮類抗生素、4種磺胺類抗生素和3種氯霉素類抗生素，其中79. 6%的學齡兒童尿液中檢出上述21種抗生素中的一種或幾種。研究者認為醫用抗生素使用實質上是短期高劑量暴露，而來自食品或環境中的抗生素暴露是長期低劑量暴露。

后又有河海大學長江保護與綠色發展研究院的一項調研顯示，長江抗生素平均濃度為156ng/L（納克/升），高于歐美一些發達國家。長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居全國前三位，年排放強度大約為60.0千克/平方公里。

在2021年1月份的《環境污染與雜志》上，刊登了大連海洋大學海洋科技與環境學院趙富強等的《中國典型河流水域抗生素的賦存狀況及風險評估研究》一文，研究者針對中國七大典型河流水域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在典型流域水體和沉積物中，共檢測出８類49種抗生素，水體中抗生素的檢出種類普遍高于沉積物；抗生素濃度水平最高的區域是遼河和海河流域，黃河、松花江和開都—孔雀河流域抗生素污染程度相對較低；在典型流域水體中具有較高生態風險的抗生素為諾氟沙星、恩諾沙星、脫水紅霉素、羅紅霉素、磺胺甲惡唑以及甲氧芐氨嘧啶等。

在水體中含量較高的抗生素中，喹諾酮類(QNS)抗生素中質量濃度最高的是諾氟沙星，為5770ng/g，環丙沙星為1290ng/g，四環素類抗生素(TCs)是中國水產和畜牧養殖業中應用最廣泛的獸藥和飼料添加劑，該類抗生素在中國典型流域水體中質量濃度最高的是土霉素，高達741.9ng/L。

事實上，農業部已于2015年禁止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諾氟沙星等4種人獸共用抗菌藥物用于食品動物，因為這些抗生素經過食物鏈傳遞，會給人類健康帶來危害。比如，長期食用喹諾酮類（諾氟沙星）藥品殘留肉食品可造成人體呼吸道感染、基因突變、致癌。但目前的水體中依然能夠檢測到諾氟沙星，且含量很高。

研究者認為，環境中抗生素的污染主要來源于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水、醫院廢水、工業廢水以及畜牧、水產養殖業污水。在被人類和動物使用后，由于腸道吸收不良或代謝不完全，大部分抗生素作為母體化合物或代謝物排出了體外，進入水體、沉積物和土壤環境中。抗生素通常會在生物作用或非生物作用（吸附、水解、光解）下發生衰減，然而大多類型的抗生素不易發生降解，在水環境中相對穩定。在水環境中，即使抗生素的濃度水平很低（處于ng/L或μｇ/L級別），也可能直接對水生生物產生毒性，例如可以引起浮游植物中毒，抑制微生物之間的交流，改變微生物群落結構等。

更令人擔憂的是，環境中抗生素污染會誘導產生抗生素耐藥病原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它們通過食物鏈和食物網對人體健康和生 態環境構成潛在威脅。

有專家認為，與已知水體中抗生素的量相比，真實的數據可能更厲害。因為記錄水生環境中耐藥性的數據有限，監測不足，就算是全球消費量最大的水生動物——淡水和海洋魚類，通常也不受系統的食源性病原體監測。

中國在行動

11月18日，在“2021年提高抗微生物藥物認識周”上，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在上述會議上表示，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微生物耐藥管理問題，2020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將應對微生物耐藥作為生物安全的八大領域之一，對各級政府有關部門都提出了要求。微生物耐藥工作已經不再是某個行業、某個專業領域的工作，而是上升到了國家安全和重大戰略的高度。

中國從2005年就開始建設抗微生物藥物耐藥監測網；2012年國家衛健委發布了《抗菌藥物管理辦法》；2016年，國家衛健委聯合其他十四個部委發布的《遏制細菌耐藥國家行動計劃》，建立了一整套系統的抗菌藥物管理體系，包括在法律框架內。

據武漢大學醫院管理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林麗開介紹，從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監測網、細菌耐藥監測網、真菌耐藥監測網、全國醫院感染監測網、中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評價專家委員會所提供的一些真實有效的數據，進行分析、梳理、統計后發現，這幾年實際上抗菌藥物管理成效非常高。比如，門診使用抗菌藥物的比例急劇下降；住院抗菌藥物使用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遷和變化；整個耐藥檢出來看，最受關注的肺炎克雷伯菌，從去年到今年開始進入沒有增長的狀態；十年來醫院感染的發生率逐漸在下降，從2012年的3.2%，到去年不到2%；還有醫院感染的一類手術部位感染發生率也相對處于較低狀態。

“但，當前仍遇到一些問題，對獸用這塊抗菌藥物使用耐藥的監測，需要更加主動。”林麗開表示。

事實上，農業農村部作為聯防聯控機制的重要成員，從2017年就發布了一個行動計劃。

據農業農村部畜牧獸醫局副局長陳光華介紹，為了強化獸藥綜合監管，提升獸藥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實施獸藥二維碼追溯監管，企業生產的所有獸藥產品實行了全部賦碼上市，出庫入庫追溯數據全部上傳至國家追溯系統，實現獸用抗菌藥來源可查、去向可追。其次是，實施獸藥殘留專項整治，重點對烏雞、雞蛋開展為期三年的獸藥殘留專項整治。再者是開展動物源細菌耐藥監測，提升安全精準用藥水平。實施2021年動物源細菌耐藥性監測計劃，總結分析養殖環節的耐藥現狀和發展趨勢，積極指導推動養殖場戶調整優化用藥行為，提高從業人員安全、合理、規范用藥水平。此外繼續實施獸用抗菌藥使用減量化行動，力爭到2025年末覆蓋50%以上的規模養殖場。

“下一步，農業農村部將多措并舉、真抓實干，補短板、強弱項、提能力，堅決遏制動物源細菌耐藥，促進畜牧業高質量發展，有效防范畜牧獸醫領域生物安全風險。”陳光華表示。

糧農組織總干事屈冬玉發出呼吁，農業生產的集約化導致抗微生物藥物的使用不斷增加，到 2030年，其用量或將增加一倍以上。面對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風險，農業首當其沖。其中，畜牧業是使用抗微生物藥物的大戶，因誤用或過量使用而產生的耐藥性會導致畜禽大量死亡，令畜禽養殖業遭受重創。抗微生物藥物也用于種植業（尤其是水稻和西紅柿）和水產養殖業，力求減少產量損失。所以，抗微生物藥物對于動植物疾病的治療很重要，但必須以負責任的方式和在必要時使用。為了防范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問題并盡可能保持抗微生物藥物的長期有效性，應當投資于注重預防感染的良好農業規范，同時采取適當的政策來支持這些可持續的農業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