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圈，這個原本由追星粉絲自發組成的文娛社群，如今逐漸發展成為有組織、專業化的利益圈層。從低齡的中小學生，到中青年白領、自由職業者，群體越來越普遍化。更有娛樂企業、職業粉絲從中操控，年長的“粉頭”組織指揮，年幼的“學生粉”沖鋒陷陣，在“打榜”、罵戰、舉報等競爭中甘當免費勞力。

最近，半月談雜志社對全國2萬多名12歲至18歲中學生開展“青少年追星調查”。結合此次調查，半月談記者又采訪了眾多粉絲、業內人士和專家學者，發現青少年粉絲群體易受人操控利用，飯圈互撕網暴、黨同伐異的不良風氣，容易對價值觀尚未形成的青少年帶來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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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群體畫像：低齡化、職業化

今年19歲的媛媛一年前到韓國讀大學，而她學習韓語的初衷卻是因為追星：“我3年前開始喜歡一位韓國明星，為了獲取偶像更多的信息我自學了韓語。”

對于正讀高中的小新而言，高強度的學習之余，“混飯圈”是她緩解學習壓力的方式：“明星不需要完美，只要身上有能吸引我的閃亮點。看他的節目，我很放松很快樂。”

“哥哥很努力，即使生病也要在舞臺上堅持完美地表演，他一直激勵著我。”高三學生小舒說，雖然很難親眼見到自己的偶像，但是許多朋友都從偶像身上獲得了奮斗的動力。

類似的“學生粉”數量龐大，近年來飯圈低齡化特點也越來越明顯。此次調查問卷顯示，有42.2%的中學生自小學就開始了追星生活，有52%的中學生追星時間在3年以上。

受制于自身財力和課業壓力，學生粉絲對偶像的支持多處在“聲援”(公開發表言論表示支援，不付出或付出少量金錢)層面。這些學生粉絲多數處于飯圈的底層，真正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是資源站站長、后援會高層等中堅力量，他們多數是成年人。

多名飯圈資深粉絲介紹，過去人們對飯圈的印象是粉絲自發形成的自娛自樂的集體組織，如今許多明星后援會正在走向有組織、專業化的公司運作。飯圈內部存在不同派系，會因為經濟實力、話語權、影響力等資源將粉絲劃分為三六九等。

對于部分職業粉絲來說，追星是一份工作。27歲的偶像資源站站長林曉曉在社交媒體上有數萬粉絲。她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緊跟偶像行程，拍攝他日常的照片和視頻。

“這些照片發布到資源站賬號上很受粉絲關注，如果粉絲數量達到一定規模，還能接到廣告。我還可以制作偶像的PB(photobook照片書)賣給粉絲賺錢。”林曉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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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術操控“學生粉”，

打榜塑造偶像“金身”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讓明星夠不夠紅有了可以量化的指標。“打榜”是目前流行的一種聲援偶像的方式：為了證明一個明星的熱度，粉絲會在微博、微信公眾號等推出明星排行榜的平臺，為自己支持的明星投票甚至極端刷票，用來提升自己支持明星的排名。

問卷調查顯示，六成以上的中學生會選擇在評論區聲援和“打榜”投票支持自己的偶像。

“人手必須20個微博號”“MV打榜單曲循環3小時”“上熱評了，速來轉贊評”……這些乍一看讓人滿頭霧水的指令就是粉絲“打榜”的日常。半月談記者翻閱某個流量明星數據組微博發現，每天包含投票、簽到、搜索等打投任務有14項，粉絲在評論內“打卡”完成。

“大粉”發布任務，“學生粉”執行任務，是基本的操作套路。“‘大粉’就像是粉絲中的‘傳教士’，很多時候是由他們來解釋一個偶像有什么特質，為什么值得被愛。而大多數青少年粉絲則由于能力有限，受到他們的影響，附和、支持他們的觀點，聽從他們的指揮。”娛樂行業從業人員葉舒說。

“你哥值得更好的”“一定要讓哥哥的排名保持住，后面追得緊”“動動手指，你忍心他被嘲笑嗎”……對“大粉”來說，諸如此類的動員策略司空見慣。

參與多個內地明星后援會的資深粉絲余音告訴半月談記者，“大粉”的套路可以總結為“話術”動員加抽獎，以及有活動優先考慮的承諾。“‘學生粉’在后援會基本上就是一個工具人，‘大粉’指哪打哪。他們很容易情緒化，正值自我感動期，加上大氛圍如此，就會不自覺地入套。”

“大粉”的情感動員、社群的裹挾力量，讓眾多學生粉絲瘋狂“打榜”。“其實完成這些任務很枯燥，也很浪費時間。”大學生劉夢夢說，“但有一些大粉會說，你什么都不做，其實不是真的喜歡他。看到別的粉絲這么拼，自己有時候也會有點羞愧，慢慢地我也開始參與一些做數據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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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式洗腦，

警惕飯圈思維侵蝕主流價值觀

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各種打榜和花式應援成為常事，粉絲與粉絲之間的關系也更為牢固。而粉絲“抱團”為偶像制造影響力的行為也不再局限于娛樂圈的排行榜，開始向社會政治議題蔓延擴散，以此塑造偶像不僅“高人氣”，還是“正能量”的公眾形象。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副教授周逵說，國內娛樂圈對藝人的公德要求很高，面對公共事件時，藝人需要通過發聲進行正面資本的積累，這是一種隱性的“傳播資本”，能夠讓他們形成比較好的公眾形象，抵御未來可能發生的形象危機。

至于一次次轉發背后，究竟是盲目跟從還是理性判斷，仍然存有爭議。周逵認為，粉絲群體也并非刻板印象中的“無腦”，恰恰相反，他們在社會政治事件中高度敏感和謹慎，會反復確認事情的是非曲直，揣測主流價值觀。但明星的觀點如果出現錯誤導向，確實會對青少年產生一定影響。

對于青少年來說，他們年齡較小、辨別能力較弱，思想觀念極易被飯圈單一狹窄的工具價值覆蓋。問卷調查中，在“國家面前無偶像”的判斷選項中，認為“毫無問題”的僅占39.8%。而在另外一個關于“中國飯圈女孩為韓國軍人應援”的觀點統計中，認為“能理解”者占61.9%，接近2/3。

在多次粉絲的爭斗中，舉報、互撕、人肉、網絡暴力等行為頻頻出現，低齡粉絲總是沖在前頭。這些事件看似僅僅是飯圈內部爭執，無關大局，實際上，飯圈裹挾青少年開展的每一次爭斗，都在破壞思想政治教育成果，侵蝕主流價值觀，其運作模式越是高效可復制，對社會就越危險。

業內人士認為，一些飯圈事件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形成輿論熱點事件，其高度組織動員能力值得警惕。為了達到目的，資本雇傭的一些網絡黑手，身披十幾件“ID”馬甲，不惜踩踏社會文化和法律底線。在“傳銷式話術”的催眠下，飯圈青少年成為明星背后的娛樂產業資本爭搶注意力資源的利器，其思維、行動、價值觀都受到深度影響。

“我們需要警惕如今粉絲追星過程中制造沖突、黨同伐異的行為邏輯，對價值觀尚未完整建立的青少年粉絲造成危害，避免他們成為導致社會不安的隱患。這也是避免粉絲追星被污名化的關鍵所在。”葉舒說。

機場追星導致航班延誤、通過網貸購買偶像代言產品、舉報在報道中“傷害”自己偶像的記者、用“少布置作業”獎勵應援學生……此類事件近年來頻頻發生，表明飯圈文化的不良因子正在頻繁“出圈”，已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破壞，部分行為甚至造成了人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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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社群擴張，衍生更多網絡暴力

近年來，飯圈的聚集地已不再限于微博，“八組”和“兔區”等也逐漸成為新的重要陣地。

據了解，“八組”是名為“豆瓣鵝組”的豆瓣小組的昵稱。作為豆瓣活躍度最高的小組，各種關于娛樂圈的“爆料”“吃瓜”充斥著“八組”頁面。當有關藝人的話題發布后，挑刺和糾錯是必選動作。“看XX演戲我真是尷尬癌犯了”“XX這個智障人設真是吐了”……這些刻意的嘲諷必然引起該藝人粉絲的激烈反駁，進而把明星八卦引向一場罵戰。

“兔區”則是晉江文學城下設的網友交流區，原為網絡小說討論區，其后也變成粉絲社群的一大聚集地。該平臺上所有用戶均為匿名。

“在這里最常見的就是謾罵。”兩年前接觸“兔區”的小婉在現實生活中是個文靜女孩，但她坦言匿名的“面具”能把所有人的戾氣放大。“面對那些對我偶像的詆毀，我會用同樣的話回擊。當時不覺得這些話臟，因為論壇里的人都是這個狀態，但事后也會覺得當時自己頭腦發熱。”小婉說。

與網絡罵戰相伴生的，是“人肉搜索”成為粉絲們常用的打擊工具。

受訪者青青說，在和另一個飯圈的“斗爭”中，自己的照片被對方曝在了網上，并配上“丑”“豬”等侮辱性字樣。不久后，家庭、學歷、工作等信息被陸續曝光，嚴重影響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這種網絡暴力能不能使粉絲們警醒?答案是未必。半月談雜志社對全國2萬多名12歲至18歲中學生的調查問卷顯示，粉絲群體中18.9%的人聲稱自己曾遭遇網絡暴力，但同時，他們中又有48.7%的人同意“對‘為非作歹’的粉絲，教訓他們一下是必要的”。

“一些學生已經把黨同伐異的飯圈邏輯從網上帶到了網下，日常生活中以敵我思維對待人和事。長此以往，他們會拒絕復雜思考，難以保持批判性思考和學習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吳暢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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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頻頻“出圈”，侵害公共空間

近幾年，粉絲在機場追星致使旅客登機受阻、航班延誤的事件屢見不鮮。搜索發現，僅在首都國際機場3號航站樓，2017年有記錄的粉絲警情就有20起;2018年1月至7月，粉絲警情發生7起。2018年12月，4名粉絲在香港登上前往韓國的航班，在成功給偶像拍照后，又要求下機并全額退款，最終迫使機上旅客全部重新安檢，航班因此延誤。

根據粉絲自述，航空公司有管理漏洞可以利用，即采取“先買全價票再退票”等手段進入機場隔離區甚至登上航班，達成“任務”就退票大吉。此外，還可竊取藝人身份信息，從而將藝人機票取消、改期或把藝人座位和自己“值”在一起。“有時也是經紀公司主動為之。比如，為增加藝人的人氣，提前安排我們接送機;有時是把藝人的機票信息透露出來，讓我們機場堵。”受訪者小艾說。

除了機場，酒店、飯店的公共秩序也時常因粉絲瘋狂追星而受到影響。在不易看到的地方，有青少年為購買偶像代言的產品，偷父母血汗錢，或走上網貸之路;有青少年粉絲響應“粉頭”號召，自掏腰包為偶像進行天價應援，不惜使自己陷入經濟困境……

有粉絲經濟研究者指出，近年來粉絲電影增多，這種電影的目標觀眾就是參演明星的粉絲群體，在電影宣傳和上映期間，粉絲會迅速結成一支有“戰斗力”的隊伍，參與包場觀影、為偶像造勢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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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互聯網時代，

粉絲文化挑戰治理方式

“如果你支持的明星做錯了事，你會怎么看待?”前述調查問卷顯示，在粉絲群體中，選擇“小錯原諒、大錯不原諒”者占48.2%;選擇“人孰能無過，大錯小錯都會原諒”的占36.5%。此外，13.1%的粉絲堅信自己的偶像不會犯錯，而選擇“不原諒”的僅為2%。

“有老師發現，一些長期追星的學生會為偶像的一切不合理言行作辯解，而這類學生在日常學習生活中也表現出規則意識不強，對不良習性接受度更高等特點。”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學黨委書記陳宏觀說，如果任由文化糟粕傳播，將對更多正在形塑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青少年產生不良影響。

陳宏觀認為，“追星”是青少年難以放棄的文化娛樂訴求，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追星”的形式也必然不斷創新。堵不如疏，學校要做的，是在對教職工帶頭追星一票否決的基礎上，給學生正確價值觀引導，幫助青少年認識到精神需要成長，對偶像言行要學會辨析，追星行為不可越界等。

粉絲經濟大行其道，也緣于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推波助瀾。吳暢暢建議，無論是對大學生還是中小學生，教育都急需傳遞大義大于私利、共贏大于競爭的理念，以此幫助他們樹立責任意識、家國胸懷，防范飯圈文化中二元對立思維、個人中心論等不良影響。

法律規制同樣重要且緊迫。半月談記者了解到，飯圈內部基本都有“應援部門”“反黑部門”“宣傳部門”等，尚無較強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少年極易受到各部門“負責人”話術和態度的影響。上海政法學院教授章友德表示，必須不斷完善網絡信息傳播和互動規則，有關部門要以明星經紀公司為監管重點，對經紀公司、粉絲群體危害網絡和社會公共安全，沖擊主流價值觀的違法行徑要依法及時處置。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楊雄表示，從社會心理層面看，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粉絲文化，與傳統家庭結構解體、人際關系疏離、網絡“群體性孤獨”中渴望陪伴的心理需求相伴生，是對當下互聯網治理、文化治理乃至社會治理提出的共同挑戰，必須不斷研究新問題、新趨勢，深入研究當代青少年，才能找到最優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