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20年，歐元下行趨勢明顯。

2月14日，歐元兌美元匯率跌至1.0853，觸及2017年4月以來最低水平，并成為當周G10貨幣中表現最差的貨幣。

德國政局動蕩、英歐分歧明顯、歐洲經濟低迷，再加上美元強勢依舊，市場普遍認為歐元未來的前景不容樂觀。

內憂：德國政壇動蕩

作為歐盟的火車頭，德國的政治和經濟目前正處在水深火熱中。

當地時間2月10日，此前被默克爾推選為基民盟領導人、有“小默克爾”之稱的卡倫鮑爾(AnnegretKramp-Karrenbauer)表示，她不打算在下屆聯邦大選中競選德國總理，并計劃辭去該中右翼政黨領袖的職務。

面對基民盟將選出新的黨主席，以及默克爾可能提前下臺，德國執政黨之一的社民黨于2月11日也發出警告稱，到2021年大選時，該黨將不再與基民盟共同執政。

德國政治學者羅梅爾分析認為，考慮到卡倫鮑爾在黨內領導力的缺失，她的辭職既意味著默克爾嘗試有序安排自己卸任后過渡進程的做法遭遇失敗，同時也表明了基民盟內部存在嚴重分裂。因此，無論將來由誰接任黨主席一職，都將面臨嚴峻的考驗。

德國《明鏡》周刊稱，基民盟新的黨主席將在今年12月的基民盟聯邦黨代表大會上選出。那時，德國政治必將迎來新的改革。

《紐約時報》稱，當下德國政壇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選出一個能夠接替默克爾的人，無暇顧及世界范圍內的其他國家。

除了政治地震，德國經濟如今也處于衰退邊緣。德國此前公布12月工業產值同比降幅為-3.5%，大幅超過市場預期，并創下金融危機以來最差表現。2月12日，德意志銀行警告，由于德國工業的衰退加劇，德國經濟可能正處于衰退邊緣。

據路透社報道，2月14日，德國公布的去年四季度數據顯示，德國經濟停滯不前，民間消費和政府支出都失去了動能。

外患：英歐分歧大

英國已經于1月31日正式脫離歐盟，進入11個月的過渡期。然而僅僅“脫歐”數天，雙方就在未來雙邊關系問題上出現明顯分歧。

2月12日，英國前財政大臣賈維德表示，英國希望與歐盟“未來數十年”在金融服務領域建立穩定的關系，但歐盟方面立即予以反駁。歐盟負責英國脫歐事務談判的首席代表巴尼耶告訴歐洲議會議員，在金融服務關系問題上，英國“不應抱有任何幻想”，因為歐盟與英國“不存在普遍、全球性、永久性的對等”。

此外，歐盟27國大使于當地時間2月12日決定，將開曼群島列為9個未能與歐盟有效合作的海外稅收領土之一，這將成為第一個因未能打擊稅收優惠政策濫用而被歐盟點名的英國海外領土。有分析指出，剛“脫歐”不到半個月，英國海外領地就被歐盟“拉黑”，這顯然意味著，英國對歐盟的決定已經失去影響力。

此前雙方就將于今年3月啟動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目標各自釋放強硬信號，歐盟方面希望英國“脫歐”后能夠在規則和監管方面繼續與歐盟一致，而英方則強調不會同意以遵守歐盟規則作為換取歐盟市場準入的條件。

歐元或繼續走弱

歐盟委員會表示，今年歐洲經濟料延續低迷態勢，并警告稱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可能會進一步沖擊經濟前景。

歐盟委員會在報告中將2020年經濟增長預測維持在“受限”的1.2%的水平，與2019年持平。今明兩年的通脹率分別為1.3%和1.4%，略高于去年11月的預測，但仍遠低于歐洲央行不到2%的目標。

三菱日聯銀行駐倫敦的外匯策略師LeeHardman認為，持續疲軟的成長將繼續向歐洲央行施加壓力，要求其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這給在潛在政策行動預期中已經處于弱勢的歐元帶來了下行風險。

瑞穗銀行面向金融機構的外匯銷售主管NeilJones表示，“目前，歐元在追逐風險和規避風險的兩種情境下都不被看好。在追逐更高收益的過程中，歐元作為一種融資貨幣在風險偏好方面受到天然抑制，而在規避風險的時期，美元作為避險貨幣的表現顯然更為出色。”

景順首席經濟學家JohnGreenwood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自2018年2月以來，歐元對美元匯率持續下跌。除了短期技術因素外，推動匯率的主要因素是美國與歐元區之間的貨幣和信貸增長存在巨大差異。2018年初，這兩個經濟體的貨幣和信貸增速相似，同比增幅約為3%，但自那之后，情況產生了顯著變化。截至2019年第四季度，美國貨幣和信貸增長明顯加快，同比增長超過10%，而歐元區貨幣和信貸增長仍低于5%。”

2月11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國會聽證會上發言稱，隨著風險的消退，目前的貨幣政策是合適的，他對美國經濟前景感到樂觀。

“強勁的貨幣和信貸增長最初影響資產價格，如股票和房地產，繼而流入實體經濟，最后傳導至消費價格通脹。最近歐元的疲軟反映這一過程的第一階段：美國資產價格的通脹強勢刺激了投資者買入美元和相應賣出歐元。隨著美國的實際經濟表現開始被帶動，歐元兌美元應會繼續走弱。只有當更高的貨幣和信貸增長傳導至消費價格通脹時，美元才會開始走軟，歐元才會隨之走強。”JohnGreenwood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