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以降低資產負債率為標準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的債務風險和償債能力。資產負債率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高杠桿、高風險，反而有可能是企業快速發展的體現。因此，資產負債率不能作為衡量企業杠桿水平的唯一標準，必須綜合考慮多種指標，同時結合企業實際情況，科學設置控制線、警戒線、指導線標準，合理確定降低資產負債率的目標任務，建立降杠桿的約束機制

當前，去杠桿成為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資產負債率(即總負債/總資產)是衡量杠桿率的一個常用指標，通常情況下，該指標越高，意味著企業的償債能力越差、債務風險越大。不過，以資產負債率作為企業杠桿水平的唯一評價指標，無法完全代表企業真實的債務風險和償債能力，極容易產生誤導。

一是企業的償債能力可能被高估。近年來，一些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經營效益持續下降，固定資產的公允價值(即熟悉市場情況的買賣雙方在公平交易條件下和自愿情況下所確定的價格，或無關聯的雙方在公平交易條件下一項資產可以被買賣或者一項負債可以被清償的成交價格)可能遠低于賬面價值，導致償債能力被高估，掩蓋了企業實際的債務風險。

二是金融資產價值具有順周期性，導致債務風險增大。經濟繁榮時，價格上升，以公允價值計價的金融資產擴張，負債一般保持穩定，使得資產負債率相對降低，形成“資產價格上漲—資產負債率下降—借貸增加”的資產負債表放大機制，企業實際償債能力被高估。一旦經濟衰退，資產價格發生逆轉，金融資產賬面價值就會大幅減少，導致資產負債率大幅上升。

三是資產和負債的期限錯配，導致企業自身造血能力不足。企業固定資產的形成是長期性的，企業中短期債務占比較高，存在期限錯配問題，導致企業可能沒有充足的經營現金流來償還利息和到期債務，存在流動性風險。

可見，簡單以降低資產負債率為標準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的債務風險和償債能力，評估企業杠桿率要全面考察企業的債務風險和償債能力。這就要求既要分析資產負債率這個因素，還要綜合用好“1+5”評價指標，注意考察債務結構、現金流量和資產質量等5種因素。

首先是債務的性質，即預收賬款占比。有些企業的預收款，如共享單車押金、房地產企業的預收款等，雖然屬于企業負債，但不需要付利息，甚至反映了企業對市場的掌控力，增加了企業的流動資金。

其次是債務的期限，即中長期債務占比。由于中長期負債不需當年償付本金，有利于緩解企業流動性風險，具有一定的準資本功能。

第三是債務的彈性，即應付債券占比。有些債務，比如銀行貸款，能夠展期，可以減少企業的壓力;有一些債務，比如債券，還款剛性較大，到期就要還本付息，可能會增加企業的違約風險。

第四是企業的現金流量，即現金流動負債占比。通過分析企業流動負債的質量和構成，關注經營現金流等，可以評估企業短期償債能力。

第五是企業的資產運營效率，即“兩金”(應收款占用的資金和存貨占用的資金)占流動資產比例。“兩金”占比過快增長，會極大影響企業的運行效率。

筆者在對一家鋼鐵行業上市公司實際調研時發現，從2015年到2016年，這家公司雖然資產負債率同比增加，但預收賬款占比也大幅增加，表明企業對市場掌控力大幅提升。而且，公司中長期債務占比上升，應付債券占比下降，減輕了企業短期債務償還的壓力，減少了剛性債務的比例，其現金流動負債占比由負轉正，產生了更多的經營活動凈現金流量，提升了企業到期償還債務的能力。“兩金”占流動資產比率大幅下降，表明企業經營資金使用效率持續提高，緩解了流動性風險，穩定了日常經營。

從上述實例可看出，資產負債率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高杠桿、高風險，反而很可能是企業快速發展的體現。因此，資產負債率不能作為衡量企業杠桿水平的唯一標準，必須綜合考慮上述多種指標。同時，要結合企業實際情況，科學設置控制線、警戒線、指導線標準，合理確定降低資產負債率的目標任務，建立降杠桿的約束機制。

(作者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研究基地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馬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