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脫發逐漸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為了維護形象，有人購買防脫洗發水、生發液等產品，有人選擇戴假發，有人選擇植發，由此帶動“脫發經濟”崛起。不過，業內人士指出，假發、植發等行業背后的一些亂象需警惕。

近年來，脫發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國家衛健委最新數據顯示，我國脫發人群超過2.5億，平均不到6人中就有1人有脫發情況。

為了維護形象，有人選擇戴假發，有人選擇植發。《工人日報》記者日前調查發現，“脫發經濟”隨著“脫發大軍”的增多愈發火爆，但背后出現的一些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禿”如其來的商機

28歲的趙澤宇在北京一家文化廣告公司工作，他最近發現自己的頭發掉得比以前多了很多，去醫院檢查后醫生說是脂溢性脫發。

“我最近熬夜比較厲害，可能是跟睡眠不足和工作壓力大有關，真的很擔心以后會禿頭。”趙澤宇無奈地說。

現實中，跟趙澤宇有同樣煩惱的人不在少數，有人是因為熬夜、工作壓力大脫發，有人是焦慮緊張脫發，也有人是因為遺傳脫發。這種情況下，一些人開始購買防脫洗發水、生發液等產品。

假發也成為“脫發經濟”中的一大受益者。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國內假發產業年銷售額達到600億元，從業者超100萬人。

記者在某電商平臺上以“假發”為關鍵詞進行搜索，結果顯示有37萬多個商品，不少店鋪的月銷量都在1萬以上，商品包含假發套、假發片等，價格從幾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業內人士指出，脫發會給人們造成外形上的困擾和心理上的影響，生發和假發已經無法滿足部分脫發患者的需求，植發便悄然興起。企查查數據顯示，近5年植發企業年均新增注冊量已達到105家。截至2020年12月，全國范圍內植發相關企業(在業、存續狀態)共計811家。

33歲的曹大龍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公司從事技術工作，高強度的工作令他脫發越來越嚴重，去年他選擇了植發。“我選擇的FUE毛囊種植技術，一個毛囊單位10元，我植了3000個，花了3萬元左右。”

不過，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雖然“脫發經濟”火熱，但新冠肺炎疫情對假發和植發行業也造成一定影響。

部分假發生產商表示，疫情期間工廠的庫存嚴重不足，經銷商們經常專門來要貨，卻只能空手而歸。“去年上半年，很多常用規格的產品經常處于缺貨狀態，發貨的速度和交貨周期都受到了影響。”山東一家假發生產企業負責人陳先生說。

產品缺貨的背后是生產端跟不上，原因是人工不足。“疫情嚴重的時候，不得不讓員工休假，導致員工的流失率很高。目前人工不足的情況依然存在，我們一直在招聘新員工。”陳先生介紹。

疫情期間，售賣假發的線下門店雖然受到很大影響，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線上渠道的發展，有的企業假發銷量反而大幅上漲。據了解，疫情期間，假發出乎意料地成了出口電商的搶手貨。在某跨境電商平臺上，歐美等主要市場的假發成交額在去年4月增長了近一倍。

火爆背后亂象不容忽視

隨著“脫發大軍”的增多，“脫發經濟”也愈發火爆，但背后出現的一些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記者注意到，一些防脫洗發水、生發液等產品夸大宣傳，高價賣給消費者，消費者反映使用后沒有多少效果。

據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信息，上海一家化妝品公司曾于去年6月因在名下網店虛假宣傳洗發水防脫功能被上海市崇明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罰款1萬元。據了解，舉報人在由該公司開設的天貓網店購買了菲詩蔻洗發水。該網店宣稱該洗發水有防脫發功能，但無法提供相關依據。

在植發方面，北京一家植發機構的負責人稱，目前從業人員水準參差不齊，專業植發人員嚴重不足，甚至出現護士代替醫生的亂象。“有的機構里，上崗時間極短的畢業生就敢做植發手術，在患者頭上做實驗。”

該負責人還表示，在人力成本降低的情況下，就催生出植發行業的低價營銷怪象。這是因為專業植發人員的培養時間長，想要培養一個合格的植發手術醫生，至少要連續半年從分離到種植全方位的實踐歷練。

有媒體在第三方投訴平臺查詢“碧蓮盛植發”的投訴內容發現，該機構涉及“術后無效果”“強制消費、不予退款”等問題。此外，該植發機構宣稱的“移植毛囊永不脫落”等宣傳語，有虛假夸大宣傳之嫌。

“近年來，植發行業涌現的新技術名詞和專利層出不窮，微針、3D植發等植發概念讓人看得眼花繚亂。某些機構技術包裝得五花八門，實則在故意抬高消費者的理解門檻。”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醫師李曼說。

有業內人士指出，部分假發制品企業從事貼牌生產經營，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培育意識。同時，貼牌生產模式也加大了假發生產企業對國外品牌商的依賴性，無法參與終端銷售巨額利潤的直接分配。

此外，行業內對假發的收集和處理沒有強制規定，在產品等級上也沒有準確劃分，因此低成本、高售價是這一品類的特點。假發制品生產企業之間經常爭奪原材料、互打價格戰，影響了國際市場，也大大縮小了行業利潤的空間。

專家預測，疫情結束后，植發行業將加速優勝劣汰，只有專業、正規的植發機構才能持續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