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經常乘坐公交車，近期碰到幾次老人因為掃不出場所碼被拒絕乘坐公交車的情況。前幾天就看到，一位近八旬的老太太經過了近一刻鐘努力，最終還是未能乘車。

在這個過程中，老太太一遍一遍去掃碼，但就是掃不出來。車上的乘客見狀也去幫這個老太太，也沒掃出來。也不知道是老人的手機出了問題，還是當時網絡出了狀況。老太太多次向公交車司機申明，每天都按時做核酸，沒有異常情況，但司機就認手機屏幕上彈出的“碼”。

當看到老太太被迫下車的時候，不由讓人心酸。老太太下車時對司機說了一句話：“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我是一個近八十歲的人，如此給你解釋，你就不能網開一面？”從老太太的言辭中，可以聽出她是一個文化人，說話很有條理，但這些條理并不能打動司機。

司機當然也沒有錯，他是在執行制度。公交車上裝有多個監控攝像頭，是無死角覆蓋的，每時每刻都在記錄車上的情況。如果他不讓老太太下車，會受到包括罰款之類的處罰。這位司機屢次稱老太太為“大姨”以求得理解和諒解，他確實很無奈。司機也說了一句話：“不要說坐公交，就是到醫院掃不出碼來，也是不能進門的。”

在該市，老人此前乘坐公交車是比較寬松的。老人上車一般刷老年卡就可以，因為老年卡是和個人信息關聯的。但近期，管控措施日趨嚴格，也可以說是死板。如果不能手機掃碼，就需要出示打印的紙質核酸證明；如果老人說不會打印，司機會建議其讓孩子打印。不然，不管什么理由都敬請下車，沒有商量的余地。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老人不能出示此類證明，公交車就會一直“等著”，直到老人下車為止。在交通高峰階段，人們往往會“動員”老人下車。相信這種情況在很多城市都存在，不管有無疫情發生。

這種情況的背后是許多地方在疫情防控中數字化手段的加強。這當然是有必要的，因為通過大數據分析可以大大提高疫情防控的工作效率。但數字化防控手段的加強也會帶來一些新的難題，比如上面所說的老人掃不出碼就被趕下車的情況。

疫情防控措施數字化手段的加強還是要基于兩點考慮：一是有利于疫情防控這個大局，這一點不用多說，服務于疫情防控技術進步是重要保障；二是不能為社會流動設置新的堵點、痛點，不能將數字化疫情防控簡單化、工具化，更不可以層層加碼，因為這樣雖然便利了疫情防控，但給人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響，尤其是對老年人等人群的影響。

隨著數字化防控手段的強化，坐公交車要掃碼，逛超市要掃碼，去公園也要掃碼……智能手機用得不靈活或者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出門可能變得艱難甚至寸步難行。

解決這個難題，人們是有充分的智慧的。其實上述老太太的話或許可以改一下：制度是活的，人也是活的。既然可以充分利用數字化手段加強疫情防控，也可以根據新情況，出臺解決新問題的新措施，而不是簡單的“一趕了之”。

筆者不希望再看到老人被趕下公交車的情況出現，也不希望之后出現老年人等因為掃碼問題被趕出超市、公園。

（作者系第一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