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比較分析需要辯證法的支撐，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梳理兩個國家某個重要時期或者時間節點的歷史證據、發展脈絡和演化過程通常比較困難，特別是關乎東西方文明工業化進程的重大歷史。

《國家、經濟與大分流——17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50年代的英國與中國》是一部近600頁厚的大作，荷蘭世界經濟史學者皮爾·弗里斯的這部著作提供了一個另類而具遠見卓識的分析視角，有助于打破我們一系列固有的觀念和判斷，重新認識在那段歷史時期東西方文明工業化革命啟動、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和商品化生產的緣起。大量的史料、理論觀念的對比分析以及宏觀視野的背書，給予我們一個全新的、獨特的思維模型，對于兩國政府的執政能力、思想以及對于工業化、財政激勵、人事等各個層面的對比，使得我們可以更加客觀、準確地切入工業化起步階段中英兩國的“分流”。在皮爾·弗里斯看來，早期的英帝國和彼時強盛的清王朝，其政府對于工業化的認知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差異，這種差異隨著殖民、戰爭以及工業革命的加速啟動而愈加明顯，最終為兩國的戰爭埋下了伏筆。

皮爾·弗里斯對涉及的諸多參考資料、文獻進行了深度解讀，并且在東西方文明的世界史范疇討論兩國發展工業化、資本主義經濟方式的動力、機制以及結果，這樣的觀念超出了一般的“二元論”。正是其秉持的批判性立場，使得我們對于當時兩國的工業化進程有了新的發現，并啟發我們去了解這段歷史背后的故事、語境、政治體系、文化以及社會觀念。正如弗里斯一再指出的，清朝當時的政治體制、治理結構和組織方式，都無法推動工業化革命，特別是在其具有穩定的社會、較為富裕的經濟以及農業人口占大多數的情形下，發動工業化的動機、觀念以及緊迫性并不存在，這種顯而易見的思維左右了執政者對于工業化乃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認知和接納。

前工業化時期，清朝的經濟社會發展與英國所處的階段并不具有一致性，兩國雖然同屬于農業文明，但是英帝國的海洋戰略、掠奪性收入以及海外殖民等，遠遠超出了一般農業社會的承載力，債務違約以及剝奪教會財產等成為主流。當時的西歐諸國處于混亂和邦國林立的叢林之中，只有戰爭和債務才能支撐起龐大的野心，征服成為英帝國精英階層的共同信仰。與之相反，當時的清朝仍處于較好的發展時期，社會較為穩定、治安以及民眾情緒可控，經濟、軍事等領域處于上升期，社會結構和官僚體系井然有序。兩國的執政根基迥異，英國只是一個不斷強取豪奪的國家，而不是像清朝那樣強大的帝國，此時的工業革命更多的是一種無奈和被迫的選擇。而在一個經濟處于上升且較為穩定的社會里，工業化和對外貿易的需求并不急切，社會安定、財產安全顯然更為重要。

皮爾·弗里斯通過對兩國的財政收入、貨幣、稅收、人事、軍事、經濟政策、帝國統治、國家建設等方面的全方位比較，指出工業化的初衷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啟動本身就帶有一種掠奪性的特質，不斷的侵略和戰爭造就了英帝國源源不斷的外部市場，催生了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生產，自由貿易與統一的市場體系為英帝國的富強崛起提供了源動力。與之相反的是，清政府不透明的財政收入體系和農耕文化，并沒有產生對外貿易、資本主義生產、商品化流通的土壤。清朝為了良好的統治秩序并沒有采取激烈的變革，也未能采取激勵商業文明發展的政策，無力支持工業化進程。

以往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清王朝統治者的腐敗落后，并將貼上“封建主義”的標簽，未能意識到同一時期的西歐其他國家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英國的不同之處在于其追求商業、貿易自由和海外市場，通過工業化和資本主義解決財政困難、稅收下滑的問題，擺脫危機是執政者的最重要的目標，工業化革命只是一種從被迫到追逐利潤的最優選擇。在經過一系列的政治動蕩和危機后，清朝也不得不開始“洋務運動”，發展工業和商業，然而時不我待，傳統的體制束縛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微弱力量”并不能撼動整個國家，一連串的危機斬斷了工業革命的可能性，保守主義思想開始盛行。

本書的意義在于，指出任何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都帶有本土色彩，無論是早期的英國工業革命，還是德國、日本等開啟工業化，國家能力和政府行為在其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英國經濟起飛中居功至偉的經濟部門，政府扮演的角色始終極為重要，沒有重商主義的干預，英國的海外出口和經濟增長將難以為繼，政府的政策帶有實質性的影響。而清朝的工業化并未啟動正是基于政府的缺乏動機，客觀的條件和執政思維注定無法點燃工業革命的火種。要經過漫長而曲折的探索，中國才開始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這期間付出的代價和成本已無法衡量。

如今，正處于“百年未有之變局”的時期，中國必須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從英國工業革命的成果以及兩國的歷史比較中，以批判性思維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及時開啟屬于我們自己的工業化革命浪潮。

《國家、經濟與大分流——17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50年代的英國與中國》

[荷蘭]皮爾·弗里斯 著

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