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趙劉洋從女性“自殺”和“離婚”兩個充滿沖突的角度出發，通過具體的訴訟案例，分析清代以來關于女性的法律規定與實踐、社會道德對法律的影響，以及女性權利的變化，寫成了《婦女、家庭與法律實踐：清代以來的法律社會史》一書。女性在現代婚姻家庭里的糾葛和掙扎令他印象深刻，此后在枯燥的歷史檔案爬梳中，他更容易發現通常不為人關注的歷史細節，并與之共情。“田野調查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對歷史有更多的鮮活感，會發現從檔案中讀到的一些東西，和今天中國人的實際生活依然有很多聯系，歷史和傳統是有延續性的。”

清代女性被嚴重物化

第一財經：你書里談到清代底層男子經常因為貧困、疾病等原因休妻、典妻，對貧民來說，妻子就和土地一樣是自己的財產。從歷史上說，清代女性這種被“物化”的程度是否非常惡劣？

趙劉洋：是。第一歷史檔案館里與清代女性生活關系最密切的卷宗有兩個，一個是婚姻家庭，一個是婚姻奸情，兩個卷宗包含的數量非常龐大，有幾十萬件，我想表明至少有兩大方面內容。

第一，清代的人口激增對國家治理提出了挑戰，于是通過強化婦女貞節和道德限制，應對社會秩序的變動。18世紀人口開始激增，到19世紀初數量達到3億多，同時雍正還廢除了賤民制度，原有的等級秩序越來越弱化，商品化趨勢又在增強，人口流動變大。但是，清代地方政府的正規官員數量有限，歷史學家蕭公權做過統計，1749年平均一個縣官要管理10萬人口，到了1819年則要管理25萬人口，這種情況下，清政府該怎樣控制社會秩序就面臨很大挑戰。所以乾隆登基后非常重視對民眾的道德教化，通過自上而下對婦女貞節進行表彰，來強化家庭道德倫理，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管理方式。

第二，那為什么當時又有大量婦女犯罪、違反家庭倫理呢？因為清政府雖然很重視家庭道德倫理，但治理能力有限，沒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產生的原因。“康乾盛世”之下人口激增，商品化發展，但人和土地之間的壓力越來越緊張，底層生存手段又非常單一，出現生存危機時農民不得不休妻嫁賣、典妻。因此，清代底層社會女性的生存壓力跟前代比也更重。與此同時，清代政府對這一類案件又非常重視，尤其是涉及命案的，一般會從縣衙一直上報到中央，所以今天在檔案館可以看到大量這類案件。

第一財經：那清代上層女性婚姻狀況如何？和底層相比，她們在婚姻中得到的保障是否更多？

趙劉洋：我當時在第一歷史檔案館看的資料是內閣刑科題本，記錄的大多是相對底層的案件，這里面社會上層的離婚案件不多。西方學者中研究性別史、強調女性主義的歷史學家，他們做了重新發現中國傳統婦女的自主性的研究，看起來古代有些女性確實挺有自主性。但要注意的是，這些上層女性在社會中所占比例非常非常小。而且深入研究后會發現，清代上層女性的整個生活還是圍繞男性展開，要么靠丈夫要么靠娘家，有非常緊密的依附性關系，不像今天的女性走出家庭領域，真正在社會里有自己的職業。

第一財經：18世紀的女性在遭遇調戲和侵犯時只能選擇自殺？

趙劉洋：清代加諸婦女的一系列貞節要求，表明女性不是獨立主體。這種依附很重要的表現，就是社會中對那些違背社會道德倫理規范、受傷害的女性污名化。比如清代婦女如果被調戲了，因為社會極為重視貞節氛圍，往往給女性帶來巨大壓力，不得不以死來表明自己的貞節。今天，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和進步，無論是法律制度還是社會觀念，對女性的尊重、對女性獨立性的認可都越來越強。

妾在民國法典中的“空白”

第一財經：民國時法律強調一夫一妻，但納妾現象非常普遍，法律實踐中還把妾排除在婚姻關系之外。這是否表明，盡管民國法律將離婚基于人格平等，對妾的態度還是沒有擺脫傳統社會的女性歧視？而且法律對妻子和妾態度的不同，是否說明民國在保護女性權益上是非常矛盾的？

趙劉洋：民國時期妾的法律地位這個問題挺有意思。和清代不同，民國時期的法律表現出對女性要加強保護的基本理念，國民黨頒布的民法典跟同時期的西方社會相比，關于婦女權利的保護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律理念方面主張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但當時社會中大量的妾怎么辦？法典中沒提，對妾既不否定也不肯定，把問題交給法律實踐。所以你會發現，在民國的司法實踐里，妾的身份區別于婚姻關系，由此帶來的影響是，離婚法律對妾來講不適用，大量妾的婦女權益難以獲得相應保障。

非常有意思的是，妾在民國的婚姻法里雖然不屬于婚姻關系，但法律實踐中又認為妾屬于家庭成員，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的親屬和非親屬關系。當時法律規定，家長不能任意驅逐家庭成員，不能任意侮辱家庭成員，如果丈夫（家長）和妾的關系很好，但妻子無法容忍妾，妻子反倒是拿妾沒有辦法，因為法律規定不能任意驅逐家庭成員。這種情況下，妻子要么起訴丈夫要求離婚，要么跟丈夫別居。

第一財經：你怎么看一些離婚案件中，法院要求男方給全職媽媽“家務補償”？

趙劉洋：其實2003年婚姻法的司法解釋中就有照顧弱勢的道德準則，比如女性在家庭財產方面不占主導地位，但在照顧老人和子女上比較多，法律規定離婚時女性可以要求補償，但是這些法律主張比較模糊。家庭生活中的實質性內容該怎樣納入到實際賠償，是非常復雜的，法院做出判決的依據，以什么方式來賠償，如何去計算等，都需要總結經驗，才能納入到今后的法律實踐。

離婚冷靜期并不新鮮

第一財經：你書里為什么沒寫離婚冷靜期？怎么看離婚冷靜期？

趙劉洋：我的書主要討論的是訴訟離婚案件，離婚冷靜期是關于協議離婚時的規定。但法律訴訟程序是沒有離婚冷靜期的，尤其是那些如果能證明一方有出軌或者家庭暴力等明顯過錯的案件，一些法院會直接判決離婚。

其實離婚冷靜期也并不新鮮，之前一些地方的民政機構就有相應做法，只不過后來被納入法典中。另外，雖然以前沒有離婚冷靜期的規定，但是法院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初次要求離婚的案件通常是駁回的，這種做法其實就承擔了離婚冷靜期的功能。如果過了半年以后又來訴訟，通常法官第二次就會直接判決離婚。

為什么會有離婚冷靜期？法律主要還是希望能起引導作用，因為婚姻往往同時涉及子女照顧、老人贍養等，如果整個社會的家庭沒辦法實現基本穩定，就會帶來很多問題。離婚冷靜期主要針對閃婚閃離等情形。此外，當事人還可以直接起訴離婚，不受離婚冷靜期的影響。增加了離婚冷靜期，法院初次判決離婚的案件比例應該會提高。

第一財經：現在男女性別失衡，女性受教育程度又在逐年提高，對未來婚姻和家庭會有哪些影響？

趙劉洋：我的書里也談到了，現在青年很少能自己在城市買房，需要父母幫助，他們跟原來家庭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很緊密，尤其是獨生子女家庭，父母跟子女之間的關系明顯密切于以前。2011年婚姻法的司法解釋中，關于財產贈與方面，法律實際上是把血親置于姻親之上保護。

這個司法解釋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婦女權益保障受損，比如一個女性結婚多年，房子是男方父母在男方婚前給他買的，多年后離婚，女方也為家庭付出了很多，但她分不到房產。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法律實際上也在給予人們一個觀念，即女性也要有自己的財產和房產，這就有可能推動整個社會觀念的變化。女性的父母和女性自己會開始重視擁有自己的財產，也許整個社會對女性財產權的保障會發生觀念上的變化，由此可能推動法律制度出現新的變化。當以后結婚不再是男性天經地義該買房，有房子的女性越來越多，女性擁有獨立財產的比例越來越高時，會使得整個社會從法律上更加重視婦女財產保護。

第一財經：《婦女、家庭與法律實踐》里引用的司法實踐止于2013年，如今差不多10年過去了，這些年出現的哪些婚姻新現象值得你繼續關注？

趙劉洋：一個就是剛才講的女性財產變化，獨立擁有財產對婚姻家庭觀念的影響，我寫《婦女、家庭與法律實踐》時，女性擁有婚前獨立房產的比例還比較低。

另一個是很多人關心的離婚冷靜期，這本書今后如果修訂，我會寫有了離婚冷靜期后對婦女權利的影響到底怎么樣，會圍繞某個城市做微觀研究。

還有，這些年一線城市不少人為了買房進行所謂的“假離婚”，這個現象很多人也感興趣，但很難研究，因為從訴訟文書上看不出離婚是真是假，不可能有人跑去跟法官說“我離婚是假的”。“假離婚”其實還是涉及書中討論到的財產權利對婚姻關系的影響，但是也有些人借機真離婚了。所謂的“假離婚”現象背后，也顯示出財產制度在實際運作中的復雜狀態。

所以，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過程中，我們中國人的婚姻、家庭制度經歷了很多變化，但又有很多延續性。法律制度推動了社會觀念的變化，與此同時，社會本身又帶給法律制度很復雜的影響。正是在不斷的循環往復中，我們才可以從法律社會史的角度，看到婚姻家庭的復雜性和魅力。

《婦女、家庭與法律實踐：清代以來的法律社會史》

趙劉洋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 2022年2月版